在军统内部，自戴笠以下，都是十分自负的，从不把中统等其他特务机构放在眼里。有一次，唐纵代替戴笠到军统局主持总理纪念周，休息时，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唐纵毫不客气地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一些；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占优势。”由于此语出自唐纵之口，因而被认为是权威的评价，这给素来妄自尊大的军统特务多少泼了点冷水。这也是唐纵想间接告诉戴笠，在特务工作方面，他并不能取代其他特工系统，一手遮天。
戴笠的神经是十分敏感的。蒋介石的抑制手段，使唐纵的地位迅速上升，使戴笠确信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微妙，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凶险加身。
这段时间，戴笠心事重重，不时在亲信特务面前长吁短叹。毛人凤见状，问道：“戴先生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戴笠说：“我的前程不是很乐观，校长现在对唐纵很感兴趣。”
戴笠把蒋介石建立年度汇报、月度汇报的意图对毛人凤说了，毛人凤亦忧心忡忡。毛人凤是依赖戴笠而存在的，没有戴笠，在军统局里他将一文不值，戴笠的荣辱兴衰，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个人相对叹息了一会儿，戴笠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道：“历史上出人物一般是和家乡的风水分不开的，我们江山县过去出过一位毛恺，还有一位柴大纪。看看他们的结局就清楚我将来的命运了。”
毛人凤迷信风水，连道：“很有道理，这确是个好办法。”
戴笠突然又愁道：“可惜这里离家乡太远，还不知道这两位人物的资料县政府存了没有。”
毛人凤道：“这倒不难，周念行是活字典，对江山的历史人物了如指掌，问他就明白了。”
于是，戴笠找来周念行，言明原委。周念行看了看戴笠，犹豫了一下，道：“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不能算数的。”
戴笠说：“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你快说，这两位人物结局如何？”
周念行说道：“明嘉靖、隆庆年间，毛恺虽官至尚书，因上疏主张‘禁滥狱’以缓和阶级矛盾，为此触犯龙颜，死后仍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清乾隆年间的柴大纪，也当了台湾总兵，因林爽文在台湾领导天地会起义反清，未能及时扑灭，被朝廷斩首……”
戴笠、毛人凤听罢，面面相觑。然后，戴笠无限忧心道：“我是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江山县影响大的人物，我不会像他们一样不得善终吧？”
毛人凤道：“这事先不要下结论，派几个人根据风水学去实地考察一番，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戴笠想了想，觉得有理，点点头道：“你去下面把毛森叫来，让他回家乡考察。”
自上海全军覆灭后，在上海工作的毛森潜逃回到浙西，戴笠、梅乐斯赴东南视察时在江山见了他和毛万里，然后一同回了重庆。
一会儿毛森过来了，戴笠吩咐道：“回去后你再去东南办事处找毛万里，你们一道，请出家乡有名的风水大师一起考察研究，有了结果速来汇报。”
毛森领命去了，戴笠的忧愁仍无法排遣，等着家乡的答案尽快回来。
认真追究起来，戴笠的忧心自军统局成立十周年“四一”大会就已存在。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能赋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给以大权，但决不给以主要地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势力。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官的三至四级。
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十年来，两人合作却相当默契：一方面，是戴笠出于报答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笠也是聪明之人，知道以自己的资历、能力、水平，跳不出蒋的手心，唯一的出路是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重用。多年来，蒋介石对他一直恩宠有加。
而两人的关系，也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蒋介石给戴笠出的第一道难题，是交给戴笠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时，河南许昌双槐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大概也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加之他又与蒋长相极为相似，就从乡下找到城里，由许昌驻军将其送到叶县交给汤恩伯。郑绍发向汤诉说自己是老大，蒋介石是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其父死去，其母带着老三嫁给浙江一个商人南去，后老三改名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之意等。汤恩伯是一介武夫，他听郑绍发的一番自我介绍，联想到蒋确有祖籍在河南之说，又看郑绍发的长相十分像蒋，也就不假深思，派人把郑绍发带到重庆。这件事使蒋介石十分尴尬，经过一番考虑，蒋既没有认他，也没有加害于他，而是批了“戴笠处理”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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