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克祥问道：“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立功赎罪，那么我去之后，应注意哪些方面？”
戴笠说：“周佛海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强迫沦陷区人民将‘中央政府’的钞票，一律换成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周佛海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中央政府’钞票，向内地抢购大批黄金。这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他没有出手，因为‘中央政府’发行的钞票，持有人当然可以用这种钞票购买黄金。所以黄金照样自由买卖，‘政府’并不加以限制，亦不拒绝。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备金相关情况，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六成以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政府是欢迎的。这事你可以见机行事。至于情报报道，就不用我再说了。”
之后，戴笠又问程克祥：“丁默邨在南京的情形怎样？”程克祥回答：“丁默邨在南京和李士群一起负责特工总部，但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发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了。”
戴笠听了哈哈大笑道：“且看他悔悟如何！”
戴笠对程克祥不放心，为了严格地把握他，另准备成立军统南京站，从局本部选择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任站长，随程克祥赴南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南京站。南京站在组织上自成体系，并不归南京区领导，相反，该站对程克祥的南京区有监视和牵制作用。
第二天，王一心按戴笠的指示，为程克祥选配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密码本和电台跟程克祥去南京，并交代文书、译电员监视程克祥，又指示报务员监视文书和译电员，报务员另用电台专用密码本随时向局本部报告，以达到连环监视、层层控制的目的。
临行前，戴笠将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及周佛海母亲和岳父两家的照片交给程克祥，指示其亲交周佛海。与此同时，军统南京站的站长人选也已选定，由戴笠从人事室提供的几个候选名单中指定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周镐担任。周镐受命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密码本，从四川经湖南，会同先期到达的程克祥，辗转到达安徽南陵。然后，由周佛海嘱咐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委托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到南陵，把程克祥、周镐等一行人秘密护送至上海、南京等地。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生，1935年正式成为特务处湖北站情报员，因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工作活跃、成绩突出而见重于戴笠。在这次挑选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人选时，戴笠认为南京原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的政治中心，日汪特工宪兵多如牛毛，环境十分艰险，该站又负有控制周佛海、监视程克祥、对日汪伪军界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因此站长必须由一位既忠实可靠而又胆大心细、干练敏锐的顶尖人才担任，才能完成任务。经反复比较筛选，戴笠选中了周镐。
程克祥、周镐等人到南京后，周佛海按戴笠的意见，予以精心安排。程克祥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则被安插在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掌握军委会的军事运输工作。
周镐离开重庆前，戴笠曾经交给他三项任务：一是筹建军统南京站，恢复军统在汪伪统治中心地区的活动，二是对周佛海、程克祥进行监视，将周、程在南京的活动随时密报重庆局本部，三是在汪伪军界上层人员中进行策反，目的是掌握汪伪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抗战期间合作防共反共，在抗战胜利后则与八路军、新四军抢夺地盘。
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周佛海更坚定了投靠蒋介石、戴笠的决心。他立即根据戴笠的意图，千方百计抢到上海市市长的位置，并兼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以便到时把上海完整地送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作为立功赎罪的资本。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纷纷投到戴笠门下。
在政府行政系统，除了周佛海之外，先后有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伪考试院副院长缨斌等一大批汉奸向戴笠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廷，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代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军事实力派人物纷纷与戴笠直接建立联系。在伪特工方面，丁默邨也见风使舵，暗中安排戴笠派遣的特务葛谷光任杭州警察局局长，以此向戴笠靠拢。
最后，陈公博也东施效颦，于1943年6月间，派人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这封信落在王一心手里，他立即报告戴笠。戴笠说：“陈公博与周佛海不同，他是汪精卫的死党，汪精卫死了以后，是汉奸政府的首脑，不要理他！”
由此，汪伪政府的行政、军事、特工等方面，几乎都控制在戴笠手中。蒋介石对汪伪集团的一切指示，也不得不通过戴笠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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