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春风无法招架，很快被打得鼻青脸肿，见对方还没有罢手之意，只得认输，跪在地上哀求道：“华哥住手，华哥住手，春风以后再也不敢了！”
恰在这时，戴春风的一位熟人毛宜叔路过，上前劝道：“华先生住手，有话好说！”
华春荣看在毛宜叔的面子上，放了戴春风，道了事情原委。毛宜叔便骂道：“天诛地灭的，尽做伤天害理之事！”说着便安慰那位还在哭泣的无辜少女。
戴春风挨了打，羞得无地自容，趁人不备，溜下山去，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蓝月喜见他这副模样，明白他是旧病复发，在外头惹了祸，不禁暗暗伤心。当她询问为何挨打时，戴春风只是紧咬牙关，守口如瓶，蓝月喜无奈，只是落泪。
按戴春风以往的习惯，挨了打是要思谋报复的，这一回却例外，痛定思痛后，反倒觉得华春荣的确为人正直，颇具侠义风骨，加之又知他不仅是文渡乡乡长，还经营一家纸坊，算得上有钱有势，便萌生了结识他的念头。
主意一定，戴春风很快知道了戴氏长房侄子戴善谋与化龙溪华家之女华自兴结亲，华戴两家也可以算是姻亲关系，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华春荣的纸坊。
华春荣正在与工人聊天，见戴春风来了，背过脸去不理。戴春风也不管，反而有意走到华春荣面前，诚恳道：“那天是小弟的不是，今天，我是特地来向华哥道谢的。”
华春荣本来就是坦荡之人，见戴春风登门认错，也不再计较，伸出一只手来，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不打不相识，伤疤还痛吗？”
戴春风也伸过一只手去，红脸道：“华哥就不要再取笑了，小弟以后再也不会了。”
自此，戴春风便和华春荣成了好朋友，戴春风有的是空闲时间，便隔三差五去化龙溪纸坊找华春荣谈天说地。
华春荣在江山县是有名的乡绅，信用十分好，纸坊生意做得非常红火。
一日，戴春风又从保安乡窜到化龙溪，见华春荣不在，便来到他的住房，搬一张太师椅坐下来，然后胡思乱想起来，心想：自己哪天也会有这么间阔气的住房，八仙桌、雕花床、红漆家具一应俱全……
无意间，他看见八仙桌上有张信笺，拿来一看，上面竟盖有“华春荣”的印章，想起华春荣在附近的信誉，不禁心生一计：发财的机会来了！
他把这张信笺藏好，哼着小调回到家中，把信笺上边原来的文字裁去，留下原有的印章，然后在这张信笺上面写道：今支取银洋一百元，民国九年×月×日，华春荣。
戴春风拿着这张便函来到经销草纸的清湖镇鼎丰钱庄，果然取得一百块白花花的现洋。
头本有了，要看自己的运气和本事了。时值夏季，大麦新收，家家户户的草堂上堆满了麦秆，戴春风暗想：我何不先贩卖麦秆，等赚了钱连本带息一起还给华春荣，自此也堂堂正正做个人，再不要像当年骗徐老板一样—为这事，岳父至今还骂我没出息呢！
按以往的行情，这批麦秆一旦脱手，他马上可以净赚一百块大洋。戴春风暗自高兴，心想：只要找准了机会，钱还是很好挣的。船在上海码头靠岸，马上来了很多造纸厂采办，围着他问价钱，这时，戴春风才看清楚：贩卖麦秆的可真多！
戴春风按去年的行情报价，采办一个个摇头离去。一开始戴春风还信心十足，可到了第二天，就开始急起来，原来有个采办告诉他：“小伙子，今年不比往年啦，价格一天比一天跌得厉害，还不快出手，亏得更多！”
戴春风终于熬不住了，马上抛售，除了头本、船租等开销，只剩了五十块大洋—也就是说，还亏了一半！
发财梦破灭了，戴春风心凉了，也不敢回去。这时候，他一咬牙，索性把剩下的50块去赌场押宝，赢了就回去，输了就在上海流浪。反正自己这辈子在外头生活惯了，怨只能怨命！
打定主意，他来到上海码头的十六铺赌场，心下又犯嘀咕：不，我不能就这样冒冒失失把钱投进去，得先看看行情。初来乍到，做什么都是茫然的，既然已决心在上海闯荡，先找个安身去处再说，免得流落街头。
当初从省立一中出来，有个徐记柴店栖身，他搜索枯肠，记起上海也有亲戚。算起来这门亲也算是族亲，戴春风的母亲蓝月喜有一位同胞妹妹，嫁到江山县三卿口乡王家。这位姨妈生有一女，比戴春风小一岁，名叫王秋英，她嫁了一个丈夫，据说就在上海一个什么印书馆当职员，叫张冠夫。
有了这条线索，戴春风马上顺藤摸瓜，只要是印书馆都去打探，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还当真找到了张冠夫。张冠夫虽是表妹夫，但比戴春风大几岁，原名张裕荣，江山县保定人，早年毕业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在印书馆谋得一个校对工作，收入不是很高，夫妻俩只租了一间八平方米的亭子间，安了一张床后，就没有多少地方了。
张冠夫为人厚道、随和、重亲，把戴春风领到亭子间，让他与王秋英见了面。戴春风见表妹住房很窄，担心妹夫不予收留，说谎道：“我从江山贩运了大批货物在上海码头，因一时没出手，在这里人生地疏，无处安身，想在表妹处借宿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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