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乐醒是湖南醴陵人，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后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戴笠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
戴笠离去时，上海区已发展到三十多人，为了遥控这个外勤组织，他采取了步步设防的连环控制法，由书记监视区长，由译电员监视书记，再由报务员监视译电员，报务员则用密码向戴笠报告监视结果。
此外，戴笠还在上海区发展了一名“秘密督察”。此人姓沈，单名一个醉字。
沈醉年方十八岁，长得一表人才，国字脸，双眼皮，厚厚的嘴唇，看上去显得很憨厚，第一印象就令人对他放松警惕，容易博得别人的信任，但他骨子里却狡诈异常，使人防不胜防。
沈醉刚从军校毕业，刚好碰上戴笠大肆搜罗人才，便投到上海区翁光辉手下当了一名情报员。因为办事灵活，口齿伶俐，很快博取翁光辉的信任，让他当了交通员。
交通员是很重要的位置，所有的情报一般都要经过他的手，比一般特务知道的秘密要多。翁光辉想直接与蒋介石联系的事也是沈醉最先知道，并且意识到这样做会惹毛戴笠。当戴笠果然得知并派人来暗中调查时，沈醉就下定决心投靠戴笠。因此，翁光辉搭军舰去九江准备上庐山面见蒋介石时，他估计王孔安可能不清楚，于是急忙向他密报。
戴笠临行前，由王孔安介绍，密会了沈醉。第一眼看见沈醉，戴笠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特工人才，从内心喜欢，第一句话就问道：“沈醉，你为什么要背叛翁光辉投靠我？”
沈醉想了想，从容答道：“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处长英明果敢，威严无比，人皆敬畏。相反，翁光辉猥猥琐琐，獐头鼠目，终难成气候，这是我选择处长的主要原因。此外，翁光辉是你的部下，却不安本分，私欲膨胀，越过处长向领袖邀功，没有特务处成员的职业道德。而我向组织报告翁光辉的行踪，这是正常的义举，不属于背叛范畴。”
戴笠拍着沈醉的肩，喜道：“好，说得好！凭你这句话，我会对你格外赏识。嗯，什么地方人？今年多大了？”
沈醉答道：“湖南湘潭人，今年十八岁。”
戴笠又在沈醉的胸脯上拍了一掌，道：“嗯，很壮实，我们的组织需要的正是你这样年轻有为的人。”
话说戴笠从上海回来后，因种种事情缠身，翁光辉的事也就一直耽搁下来。一日，有空和唐纵、周伟龙等人研究如何处理，戴笠言明利害关系，坚持要枪毙。
周伟龙道：“这种人当然要枪毙。按理是不够死罪，但因为是第一起，而且还是特务处成立不久，逼得我们不得不向他下手。”
唐纵扶扶白金框眼镜，慢条斯理道：“要杀他们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找一条说得过去的理由。如果按原话呈报到校长那里，知道翁光辉也是因为效忠于他而遭报复，反过来还会说我们小气。”
戴笠认真咀嚼唐纵的话，觉得有一定道理，道：“好，就依唐书记的话，但拟什么样的罪，还得认真讨论一番，最好做到合情合理。”
周伟龙道：“一般组织要处死一个部下，定莫须有之罪也说得过去，既然唐书记说了这事直接牵扯到校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暗杀！”
戴笠道：“若在九江码头杀掉他一点事也没有，问题是已把他押解到南京来了，特务处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暗杀也是等于明杀。”
唐纵道：“那么，采取栽赃嫁祸的办法最好。”
戴笠道：“唐书记这一招确实是个好办法。最近上海特区共党分子活动频繁，翁光辉当区长这么久，一个共党组织也打不进去，我们何不栽赃说他受了共党贿赂，隐瞒事实不报，才使工作进展缓慢。”
周伟龙道：“这办法不错，只是要有一两个证人才能让校长信服。而且这个证人要能言善辩，反应灵活。”
戴笠道：“这个不难。上海区的交通员，年方十八岁，口齿清楚，人也十分机灵，更难得的是，他一直是翁光辉的亲信，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不由人不信。”
正说着，门卫在外面报告道：“上海沈醉求见处长……”
戴笠一拍大腿：“这回翁光辉死定了，我说的交通员正是这个沈醉！”转向门外道，“传沈醉进来……”
沈醉一进门，便道：“处长，我有重要情报……”说到这里，猛见屋内还有另外两个人，忙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戴笠起身向沈醉介绍道：“这位是唐纵同志，这位是周伟龙同志，都是总处的领导，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唐纵一向谨慎，起身道：“我们走吧，处长慢慢谈。”
周伟龙见唐纵走了，不得不起身离座。
戴笠正欲说要沈醉作伪证之事，案上的电话响了。戴笠抓起电话，听出是蒋介石的声音，忙示意沈醉回避。
沈醉才退到门口，戴笠已听完电话，叫住他道：“沈醉，校长找我有事，你去客厅里坐坐，等我回来。”
蒋介石召见戴笠为的正是翁光辉之事。原来，戴笠要处死翁的消息走漏，被翁的家人知道，一家人去蒋介石的官邸喊冤，叙述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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