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再明白不过了，戴笠喜不自禁。
正在戴笠兴致高涨之际，“咚咚咚”，门响了。不知何人胆大包天，竟敢坏他的好事。
第十九章 情场新贵 戴处长喜新厌旧
戴笠冲着外面不耐烦地问道：“谁？”
外面是一个文静的声音：“是我，唐乃健，请开门。”
戴笠暗忖：原来是唐纵，这么远赶来，一定有急事……
戴笠忙把内室的门开了，让叶霞翟进去，赶紧去开门，对唐纵说：“我正准备午睡，没想乃健兄来了，真是怠慢了。好在都是自家兄弟，不必介意。”
唐纵戴一副白金框架眼镜，白瘦的面孔，边走边扶着眼镜架，坐下后又把眼镜取下，从兜里掏出手绢擦。其实，镜上并无灰尘，这只是他的习惯动作。
唐纵和戴笠是同期黄埔生，在学校就认识，后来又同时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反映。特别是一些同学的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汇报。因为他做得很秘密，别人都没有发觉。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在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共产党员遭到他的暗害。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便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主要是搞特务活动。他先是自己做情报，以后就只看情报。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并派唐帮助戴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第一任书记。
戴笠明白，蒋介石把他和唐纵是放在同一天平上的，只是用法不同。尽管有时戴笠脾气来了，敢对郑介民发火，但在唐纵面前，他是绝对不敢的。
此外，唐纵为人很小心，对职权以外的事从不擅自做主，凡事都要过问戴笠。一次，在上海区工作的沈醉押送一名“有变节嫌疑”的人回南京，因怕出事，临时乘头等卧铺车，找唐纵报销时，他不肯，说：“这不行，按规定从上海押送共产党员或反蒋人士才可报销头等卧车票，你送的是内部特务，只能报二等。”沈醉道：“我们是同乡，这事就通融通融吧。”唐纵坚持道：“正因为你是我同乡，关系非同一般，我才这样做。”沈醉无奈，后来找到管钱的张冠夫才得到通融。
总的说来，戴笠和唐纵的合作是很愉快的。此外，因郑介民闹情绪长期不上班，实际上就等于是戴笠和唐纵联手管特务处，这无形中又加深了他们的关系。
两个人不声不响坐了一会儿，唐纵才慢慢戴上眼镜，开始慢条斯理地说正事：“雨农兄听说了没有？”
戴笠对唐纵这种故弄玄虚的说法早就习以为常，睁圆眼睛盯着他，摇摇头，等着听他往下说。
唐纵道：“邓文仪这回算是栽了。”
戴笠道：“哦？邓文仪这样红透半边天的人物也栽了？不知所为何事？”
唐纵道：“我也是刚听到消息的，因事关重大，恐怕电话里说不清楚，才跑了过来。”
唐纵伸出舌头舔舔嘴唇，道：“如今校长正在江西围剿红军，南昌飞机场突然着了一场大火，烧毁了十几架飞机，几个大油库也付之一炬。这事震动很大，校长闻讯大怒，令邓文仪速速查办，并限期一周破案。”
说到此处，唐纵紧张地压低声音说：“这事的内幕我是听不愿说出姓名的人透露的，千万保密！”
戴笠点点头，此时，他已把内屋里的美女忘得一干二净，把耳朵贴到唐纵嘴边。唐纵继续说下去……
原来，邓文仪得到蒋介石命令，急忙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查。他一到南昌飞机场，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就满脸堆笑地把他迎进了办公室。二人坐定，寒暄几句，邓文仪刚转入正题，徐培根就起身将办公室门反锁，然后转身打开保险柜，取出一沓现钞，手拿一支手枪，冲着邓文仪开门见山地说：“邓秘书，不用查了。咱俩都是爽快人，事已至此，实话说，是我派人干的。”
邓文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团长，竟干出这种鸡鸣狗盗之事！他起身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干？”
徐培根大大咧咧地说：“不为别的，无非是想弄几个钱。前一段，我拿航空署三百万元全栽进去了。你想，我到哪儿去弄钱填这个窟窿？没办法，只有在账上做手脚，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一把火把库房点着了。谁想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此祸。”
邓文仪听完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心想：校长要是知道了，非杀他十次不可。便故作镇静地问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很简单！”徐培根摊牌道，“两条路，一条是你老兄秉公办事，把事情捅出去。这样也好，你一枪我一枪，咱俩一块见阎王爷去，一了百了。另一条路，见面分一半，这是十万美元，我送给老兄，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来个瞒天过海，一推了之。”
邓文仪见过许多大场面，但是像徐培根这样的流氓无赖，他还是第一次碰到。经徐这么一说，他也没了主意。要么接受贿款，冒险发一笔大财，要么是被这恶棍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终选择了“私了”。二人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蒋介石谎报失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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