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张居正不是不知道自己变得越来越操切了。二是张居正变得越来越操切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张居正在夺情事件后曾经在给好朋友的信里坦露心声说：“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这段话主要说了三点。
一是我为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声誉，受到很多人的议论和批评，但批评我的人越多，我就越严格，越认真，丝毫不做退步，这就叫“持之愈力，略不少回”。
二是正是出于我这种认真和严格，我自认为才取得了一些建树，这叫“故得少有建立”。
第三，我这种操切、严厉，对个人声誉虽有伤害，但对国家却是有利的，这叫“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要想真的做出番事业，要想真的让万历新政得出巨大的成绩来，恐怕在个人声誉与国家利益的取舍之间要做一个明确地选择，这个选择做不好，那就意味着一事无成，意味着万历新政半途而废，所以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也就是说只要能对万历新政有利，只要能对改革有利，只要能对国家有利，哪怕全天下的人都骂我夺情、怨我操切，我也在所不惜！
所以我常说，张居正不仅是个有理想的人，而且是个能够实现理想的人。他在夺情伦理风暴之后已经意识到舆论对他的不利，也意识到整个社会氛围有可能对万历新政造成的不利，而万历新政在这个时期又刚好到了转折还是继续、生存还是毁灭的关口，所以他选择“操切”，是要以一人之力把他的理想——万历新政的改革完成下去。因为古代的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靠“人治”而不是靠“法制”的社会！
坚决求退
可我们说政治家也是人，虽然张居正为了他的万历新政不惜“弃家忘躯”，甚至“破家沉族”（遗憾的是，他这句话后来真的应验了！），但当万历新政在万历八年之后开始全方位地表现出巨大的成果之后，张居正开始犹豫了。
他开始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他觉得这九年来外除边患、内平叛乱，考成法肃清了官僚队伍，清丈田亩基本完成，国家赋税大幅增加，黄河水患也得到彻底治理，大明王朝正是一派国富民强的中兴姿态，这就是他万历新政的梦想。如今梦想实现，只需维持下去就行了。而他，这时也就可以选择全身而退了。
况且，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风雨之后，张居正殚精竭虑，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所以，他开始着手让已经十七、八岁的小万历来亲自处理大量关键性政务，并提出自己要退休养病。
不料这个名叫朱翊钧的万历皇帝，不仅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而且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约拿情结。
那么，什么叫约拿情结呢？
约拿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并且一直渴望能得到上帝的差遣。可等到上帝终于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让他去宣布赦免一座本来要被毁灭的城市的时候，约拿却出人意料地抗拒了这个任务。不仅抗拒，他还逃跑了，来躲着他所信仰的上帝。上帝要约拿做这事儿，本来是一种很崇高、很荣耀的使命，也是约拿一直向往的，可一旦理想要成为现实，约拿反而感到一种畏惧，进而觉得自己不行，完成不了这个使命。这种面对成功、面对理想反而产生畏惧与怀疑的心理，就叫约拿情结。
明神宗万历皇帝就具有典型的约拿情结。
他和宋神宗不一样，宋神宗遇到王安石的时候已经二十岁了，已经是成年人了，心智已经成熟了，所以他需要王安石来变法，不论成功与否，他对王安石除了信赖与感激，没有什么过多的心理纠结。
可明神宗和张居正的关系就不同了，他很小就是在母亲与张老师的家长式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十到二十岁这关键的由少年到青年的十年，他可以说是完全按张老师期望的模式在成长的。而这十年又是人生中发展最快，思想与情感也最飘忽不定的十年。他先是对张老师绝对服从，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产生了怀疑与逆反，他逐渐认识到天下是自己的天下，并不是张居正的天下，为什么什么事都要由张居正来决定呢？所以他才会逆反，才会在有些甚至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上跟张居正辩论、叫板。
现在张居正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放手让他来做，并提出自己要请假养病，可小万历却坚决不肯。他又想起张老师的好来了，有张老师在，他只要每天玩玩享清福就行了；要是张老师不在，那么多国家大事，找谁去做啊？怎么做啊？小万历想起来就犯愁，所以他反复下旨慰留张居正，坚决不肯让他退休。
到了万历八年的年初，小万历在张居正的安排下完成了“耕藉礼”与“谒陵礼”两大标志皇帝成年的重大礼仪。
“耕籍”就是以皇帝的身份，下田耕种，这在远古农业社会是男子成年的重要礼仪，后来的帝王为了表示以农为本的思想，都继承了这种“耕藉礼”。“谒陵礼”就是首次以皇帝的身份，前往北京城郊的天寿山，也就是现在明十三陵的地方，去拜谒、祭祀祖先的陵墓。“耕藉礼”和“谒陵礼”结束后，就标志着十八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正式成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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