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头，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这个细节是一篇文章。
张居正进入官场后，就遇到了权相夏言与奸相严嵩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张居正到底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会有怎样的心路历程，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问题是张居正在夏言与严嵩斗争的缝隙里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论时政疏》。
这篇文章把当时国家政治危机的几个方面分析得都很透彻，体现了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敏锐的政治眼光。
这篇文章也受到了当时一个重要人物的注意，这个人物是继顾璘之后，第二个可以称为是张居正的精神导师的人物。他是谁？我们也暂且先卖个关子。他因此而看重张居正，并着力想把张居正培养成政治接班人，这说明张居正的这篇分析时政的《论时政疏》里表现出突出的政治天赋来了。
但世人往往并不知道，张居正这篇《论时政疏》所表现出“政治天赋”的内涵并不只限于治国韬略方面，这篇小小的文章还透露出了张居正这个“政治天才”的心机与性格。
在《论时政疏》里，张居正列举了当时政治危机最迫切的五大问题，分别是“宗室”问题、人才问题、官僚问题、军备问题与财政收入问题。张居正后来的改革有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叫《陈六事疏》就是在这篇《论时政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这篇文章的份量可想而知。
但仔细分析这篇文章，曾经为张居正做传的朱东润先生发现过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后面说的四个问题确实都是当时政治腐败、国家危机的症结所在，但第一个“宗室”问题的提出，却明显有些莫名其妙。
因为从明代的政治史来看，甚至只从嘉靖朝的政治史来看，所谓的宗室也就是各分封王那些不规矩的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更不要说算是国家政治危机的症结所在了。在这一方面，明朝的形势明显跟西汉初年的“七王之乱”根本就没可比性。但张居正却在这篇崭露头角的文章里把他做为第一条来说，这岂不是太没有政治眼光了？
不要说跟“政治天才”的说法不符，就算是跟这篇文章《论时政疏》的“时政”这个题目也不相称啊？
这又是为什么呢？
张居正在说宗室问题的时候说：“乃今一二宗藩，……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逋逃之人，惑民耳目……而尾大之势成。”（《张太岳集·奏疏十二·论时政疏》）
这话明显夸大其词，甚至说得有造反的迹象。若是按他这篇文章的逻辑，为国家政权的稳固考虑，第一件事就是得先拿掉这几个藩王的封号，继而杀掉这几个藩王才能永绝后患。
那么，当时符合张居正所指的有哪几位藩王呢？
一个是徽王朱厚爝，一个就是辽王朱宪火节。这两个人都跟着嘉靖皇帝在崇奉道教，而且也都挺荒淫无耻的。
这下，张居正把宗室问题放在第一个的私下目的就不言而明了。
但朱东润先生又分析说，嘉靖皇帝自己就迷信道教长生理论，像辽王朱宪火节迷信道教那完全是拍皇上马屁，因此聚了点儿众、闹了点儿事儿，嘉靖帝哪会当回事儿呢？所以这种上疏是根本动摇不了宪火节的。
但我想，朱东润先生的理解可能还只是一位忠厚长者的想法，张居正这里完全可能只是一个伏笔，他并不是现在就要达到报复的目的，他是想要提出一个导向来，以便在将来可以痛下杀手。
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十六岁他爷爷被害死的当年并没有表现出愤恨与不满来，因为他那时候除了愤恨与不满没有任何办法，但现在不一样了，他进入了官场，而且在向往权力，他的复仇已经从一篇文章里露出了蛛丝马迹。
后来，隆庆二年，在张居正进入内阁一年多之后，辽王朱宪火节倒霉的日子终于来了。不过，当时并看不出来辽王的出事跟张居正有任何关系，这也张居正的高明处。
先是有御史弹劾辽王犯有十三条大罪，其中主要的罪状与张居正当年在文章里记录的都是一回事儿。因为有御史弹劾，所以朝廷便派了刑部侍郎也就是司法部副部长作为钦差大人直接到江陵去查这件事儿。
看到朝廷如此重视，这个虽然已经四十四岁了、但本质上还是个纨绔子弟的朱宪火节被逼急了，他居然毫无政治头脑的干起了惊天动地的鸣冤的事儿，还在府中挑起了鸣冤的大旗。内容是鸣冤，但架势却像造反。于是当地官员迅速调集部队，把辽王府团团包围。
后来，去调查的刑部侍郎洪朝选还算正直，坚决不肯报朱宪火节是造反，但朝廷的结论还是废了辽王封号，将朱宪火节贬为庶人，永远软禁起来。后来，这位曾经自以为牵着张居正鼻子走的辽王朱宪火节就在高墙下度过了惨淡的余生。而辽王府后来竟也成了张居正家在江陵的府第。
当时人纷纷指责张居正公报私仇，张居正也无从辩解。后来甚至因为洪朝选当初不肯诬陷朱宪火节造反，万历八年，在张居正最当权得势的时候，洪朝选也被莫名其妙地陷害，最后死在狱中。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虽然世人都说张居正是幕后的策划，但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些事就是张居正一手策划的。但有一点却可以确定，那就是以张居正当时的权力和能力来看，他要是能施以援手，他的少年好友朱宪火节和那位洪朝选的下场都不会那么惨，所以他在这些事里毕竟是脱不了干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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