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四个字——“主少国疑”。
也就是十岁的万历登基，他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才能当好、当稳这个天子呢？而面对这么一个小孩子的天子，那帮阁老大臣们又会动什么心思呢？
这无疑是李贵妃最担心的问题。
而不识时务、不识大局的高拱，一头就撞进了李贵妃的这种担心里。他那句“十岁的孩子怎么做天子呢”正喊出了李贵妃心里的恐惧与忧虑。这下好，一下就激发出了一个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也就是“护犊”的本能，所以李贵妃终于忍不住走上了政治的前台，亲手驱逐了高拱。
但李贵妃终究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不像慈禧太后或武则天那样有着天生对权力的渴望，所以她注定不会真的来垂帘听政。
于是在赶走高拱之后，在“主少国疑”的局面同样没有消除的情况下，李贵妃急需一个依靠，一个虽然不能说是政治上的依靠，但至少可以算是心理上的依靠。所以在这种需要下，一个机会应运而生了——在李彩凤的命运里，在那个贵为皇帝的隆庆死后，第二个最重要的男人出现了。
他，就是张居正。
沟通
张居正不像高拱。
他在高拱跟冯保的斗争中拣了个便宜，应该说，他并不拒绝拣这样的便宜，甚至也有可能渴望拣到这样的便宜。但他需要拣这个“便宜”，是因为他希望朝廷能给他一个机会，而他也能给这个行将就木的大明王朝一个机会。也就是说他的报国之心、改革之志让他心甘情愿地去拣高拱和冯保斗争后剩下来的这个“大便宜”，虽然这会落下口实，但相比较于他心中的政治理想而言，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在高拱退职后，张居正勇挑重任，接替了高拱的位置，担起了大明王朝的担子。
当然，对此他并不是兴高采烈，相反，却是如屡薄冰、如临深渊。
为什么呢？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
虽然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烂摊子的局面并不能说是高拱造成的，这主要是前朝积累下来的弊病造成的，但一向以能干事儿著称的高拱对于改变这种局面并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虽然在任上也做了不少事，但往往是拆东墙补西墙，许多方面都没能解决根本问题。比如到高拱罢职的时候，国家财政已经空虚到了极点，户部里连一点多余的银两都没有了，人员工资都要发不出来，整个国家机器眼着看就没有“money”这个“润滑油”了。
另外，由于高拱喜欢结党、搞派别，所以整个官僚队伍也渐渐形成了党争的风气，这比财政上的漏洞还可怕。这些都是张居正要面对的难题。
第二，比这些政治难题更让张居正感到为难的，就是如何面对李贵妃和小万历这对孤儿寡母。
从高拱的失败里，张居正分明看到了那个少年天子的身后站着一个强势的母亲。虽然强势，却又在内心深处有着无助的感觉，所以她在驱逐高拱的诏书里才会说：“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这“日夕惊惧”四个字，表现出来的那完全就是一幅惊弓之鸟的形象，虽然可能夸张了点儿，但李贵妃的那种无助的心理还是明白地表现出来了。
那么，张居正该如何既能顺应李贵妃的强势，又能安抚这个女人的无助呢？
这在眼前，明显比应付高拱留下来的那个烂摊子还要来得重要得多。高拱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失败了。所以这也就可以看出张居正的聪明来了，他不像高拱，在隆庆死后，什么太监、内阁、内政、外政，那都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的是最高权力背后那个需要理解与帮助的女人。
所以，张居正一接替高拱之后，立即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就是给李贵妃上封号。
按照规定，皇帝死后，皇帝活着的老婆就可以称“皇太后”了。因为李贵妃是万历的生母，所以她也可以称皇太后，这是宫廷礼仪规定的，没什么问题。但这个规定里还有一个细则，那就是陈皇后作为隆庆的原配，称皇太后之后，在这个称号前可以加两个尊字，比如陈皇后后来就叫仁圣皇太后，而李太后因为不是原配，所以虽然可以称皇太后，但前面不能加像“仁圣”这样的尊字。
张居正一上台，冯保就提出了要求，说李太后的称号前也应该加尊字，可礼部坚决不同意。
我们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这称号前加几个字有什么关系，又不要出钱、出力，别说加两个，加二十个也随你便啊。可是别忘了，中国古代社会可是个礼法社会，最讲究这些虚头八脑的表面形式。你只要想想嘉靖为了给他爹上个太上皇的封号跟大臣们闹了几十年，就可知这件事儿的难办了。
张居正的脑子比较活，他认为这个称号的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政局的稳定，各方的和谐共处才是关键。所以他力劝当时的礼部尚书潘晟解放思想，放下包袱，最后给两宫太后同时都加了尊字。陈太后叫仁圣皇太后，李太后就叫慈圣皇太后。
有人会认为张居正这是“拍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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