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张居正多聪明，我们说戚继光是他的人，他怎么着也不能透露出这事儿跟戚继光还有关联啊，冯保死也想不到他会这么说。但张居正突然这么说，还就显得这事儿他秉公判断，不藏私心。况且这样一说，就显得王大臣现有的供词是不足为信的了。
李太后看来是听张居正的话的，她紧接着就问：“那依先生的意思，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张居正也不敢贸然说这事儿背后就没有主谋，所以他很聪明的提出了一个公事公办的办法。他说现在这事儿已经引起朝廷内外的注意了，若不能查清真相，恐怕会造成恶劣的影响。所以最好由东厂和都察院、刑部、大理寺这些三法司一起会审。这样审出来的结果就能服众了，真相也能水落石出。
李太后当然听张居正的话。冯保也没多大的脾气，因为张居正也让他主管的东厂参加了主审，所以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心想，既然再审，我还是主审官啊，反正我一定会借这个机会把高拱给整死的。想想高拱气势汹汹要搞定他还不过就是几个月前的事儿，他心里这个恨就压不下去。
苦心
从宫里回来后，张居正赶快物色了两个资格老、人又忠厚的王侯，打算让他们和冯保以及三法司的官员一起审这个案子，这样也好制衡冯保。可正忙着的时候，有两个他最敬重的官员来拜访他了。
谁呢？
一个是吏部尚书杨博，一个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
这两个人一个六部的最高长官，一个是监察系统的最高长官，都是在高拱下台后帮张居正稳定政局的老臣。所以张居正对他俩是相当敬重的。
把这二位迎进来，厅堂落座之后。二人直奔主题就说上了王大臣的案子，原来冯保要借王大臣案整高拱的事儿已经满城皆知了。两个人开始拐弯抹角地说，后来索性直来直去的说，意思就是你张居正现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能帮冯保做这样缺德的事儿。
张居正越听脸越沉，《明史》上反复说他是“沉毅渊重”，那就是说他的性格是非常沉稳的，别人说话他一般都是很深沉地在那儿听，轻易不打断别人。现在听这两位老臣都误解了自己，以为是他张居正和冯保合着伙要陷害高拱，更不要说满朝文武是怎么想的了。
杨博和葛守礼喋喋不休说了半天，才发现张居正一句也没搭话，但脸色已经沉得像一潭秋水了，两人这才反应过来，一齐愣住不敢说了。只见张居正沉默了半晌，突然暴发了出来。他猛地站起来，袍袖一拂，桌边的茶碗啪地摔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只见张居正眼含热泪，满脸激愤地说：“居正一心为国，只知鞠躬尽瘁，唯愿死而后已。不料一片苦心，连我素来敬重的二位大人都不能体谅！罢了，罢了！”
张居正仰天一叹，长袖一拂，说了声“送客”，转身进了内堂。只把杨博和葛守礼两个人面面相觑地晾在了当场。
气愤归气愤，工作还得照作啊。事后，张居正又亲自去做冯保的工作。可冯保还是不干，一定要借此置高拱于死地。临上堂了还让手下人去牢里跟王大臣窜供，让他一定要咬定是高拱主使他来刺杀皇上的。
张居正没办法了，他又不能跟冯保扯破脸闹翻，但他也不能让冯保把这冤狱做成，这样不只是高拱要倒霉，他也会被人骂死的。人心要是散了，队伍还怎么带呢？这个计划好的万历新政还怎么施行呢？
到最后关头了，说这里又体现出了张居正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的风范。
他让手下在王大臣上堂之前，给他灌了杯生漆酒，这个生漆酒等于是哑药，王大臣上了堂刚准备按冯保吩咐的照本宣科，却一下子吚吚哑哑地说不出话来了。
张居正又让主审官员按事先准备好的话来问，王大臣不是说不出话来吗？说不出来就等于默认。所以最后就按偶然事件定了案。
冯保在堂上也只有干瞪眼，他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就跟张居正彻底闹翻啊。
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高拱并不知道，他全家老小的性命在这转瞬之间已经在别人的手掌心里转了好几个弯了。可是据说后来高拱知道了这事儿之后，丝毫没有感谢张居正的意思，只是认为他是在做戏！
这就叫孤独者的落寞，像张居正这样的孤独者，他要做的事儿，当时没有人能理解他，那个时代也不理解他，甚至他身后数百年的历史也不能完全理解他。
但没有这份面对孤独的勇气，又怎能成为真正的英雄呢？
只有真正的英雄，才是真正的孤独者！
铁三角
关于王大臣事件，《明史》、《国榷》等史书以及明人的一些笔记作品，基本上都列举各种各样的说法，认为张居正先开始与冯保勾结要一起陷害高拱，后来迫于舆论，才收手阻止冯保。
关于这一点，就和在扳倒高拱的斗争中说张居正与冯保勾结一样，这种观点和思路那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对于他们前面的“勾结”说已经详细辨析过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儿再次辨析这些典籍的主观臆断之处。反正《明通鉴》在总结王大臣事件时说，这事儿之后“举朝皆恶保”（《明通鉴》卷六六，万历元年六月），就是说大家因为这起王大臣事件都很讨厌冯保，并没有说“举朝皆恶保与居正”。要是张居正在这件事里既做了主谋又做了两面派，为什么“举朝皆恶”的时候单漏掉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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