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用新人，也用旧人。
我们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意思通俗点儿说，也就是一个领导总有自己的一拨跟班儿，一拨亲信。尤其是这个领导如果还掌握着人事权的话，他的跟班儿、他的亲信也就会很快充斥各个重要岗位。
事实上，这也确实无可厚非，因为不论是国家机器，还是一个小小的单位，要运作，尤其是要流畅、高效的运作，就必须上下一条心。上令下达，那得非常通畅，就像中医里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一个机构的运行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得如臂使指，那才能得心应手。我们通常把得力的亲信叫什么？叫“左膀右臂”，要成事你要没几个“左膀右臂”怎么行呢？所以一个领导者难免会培养自己的亲信，重用自己的亲信。从客观的层面说，这也是工作的需要。
但问题是，这“左膀右臂”毕竟不像我们自己的胳膊和手这样简单。
这些“左膀右臂”再往下，他们还有自己的“左膀右臂”，这样延续下去，从中央到地方就会形成庞大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勾心斗角，于是就构成了官场上典型的拉帮结派的现象。于是，官场就成了角斗场，一个国家的资源、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智慧往往就消耗在了这种无穷无尽的无聊争斗中。
我个人认为，当初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会失败，根子就在这儿。
王安石锐意变革，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也就是哪怕天下人都反对，哪怕反对的声浪可以把我前进的身体淹没，也不可以把我前进的精神淹没。所以在取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后，王安石根本就不屑于调和各方面的矛盾，尤其是在用人上，司马光、苏轼这些人不是反对我变法嘛，我就另起炉灶，用我自己的人。于是他在人事上，大量起用新人，在官场上形成了一派，当时叫“新党”，和司马光领导的“旧党”、程颐程灏兄弟领导的“洛党”、苏东坡领导的“蜀党”相抗衡。
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个选择是极不明智的。这不仅造成了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党争，也让官场上的很多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
后来，比如说像吕惠卿、章惇、蔡京这些原来并不突出的人，因为投王安石所好都成了新党的重要成员。在王安石的一手提拔下，他们都平步青云，后来都做做到了宰相的位置。这些人虽然平心而论也很有才，但往往人品都不咋的，因为喜欢政治投机嘛，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们说有德又有才的人才那是上品，有德无才那可以算合格品，无德无才也还是次品，但有才却无德那就是毒品了。所以像章惇、蔡京，后来都成为宋代历史上有名的奸臣，祸国殃民，尤以为甚！
王安石用了这些人作为变法的骨干，既惹恼了旧党等政治力量，又为自己新党内部的纷争埋下了祸端，所以他的变法最后走向了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
张居正饱读史书，我想他一定认真钻研过王安石变法的得失成败，所以他在人事问题尤其吸取了王安石的教训。
有趣的是，历史总是有些惊人的巧合。王安石变法得到的是宋神宗的支持，而张居正变法得到的则是明神宗的支持，万历帝死后的庙号就叫神宗皇帝；宋神宗的背后有个强势的高太后，而明神宗的背后则有个强势的李太后。王安石只知道搞好与神宗皇帝的关系，却不知道要搞好与高太后的关系，最后，正是因为高太后的强力反对，才导致了王安石被贬职，也最终导致了他变法的失败。
张居正不像王安石那么脑子一根筋。他既知道向上，首先要处理好与李太后的关系；向下，也得要处理好与官僚队伍中各集团的关系。这些，就集中表现在他的用人上。
因为高拱失势了，而高拱原来在官场上的势力庞大，很多官员可以算是高党成员，现在张居正上台了，而且民间还盛传是张居正连手冯保搞倒了高拱，这下，很多高派成员就开始惴惴不安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大家都在想：张居正面对这些高派官员，会不会来个人事上的大清洗呢？
这里有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个案，个案的主人公是应天巡抚，也就是现在南京的地方长官张佳胤。
张佳胤也是明代有名的大才子，他是高拱的门生。因为高拱的关系，再加上张佳胤确实有才，很快，张佳胤就被提拔到了应天巡抚的位置。可才干了没多久，高拱就倒台了。
本来，张佳胤虽然算是高拱的门生，但自己行得正，也不怕影子歪。现在张居正上台了，自己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可刚巧就在这个新宰相刚上台没多久的节骨眼儿，出了件让张佳胤揪心的事儿。
什么事呢？
一件有关田产的民事诉讼案。
案子的主人公姓徐，叫徐什么倒无所谓，问题是他爹的名头比较响。他爹姓徐名阶字子升，正是高拱的仇人、张居正的恩师、退了休的前任内阁首辅徐阶。
徐阶自退休后，因为无权无势了，备受高拱的欺凌。当初自己还掌权的时候，徐阶教子不严，导致三个儿子仗着老子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惯了。按道理说，徐阶倒台了，他的儿子们也该收敛些。但胡作非为这种习惯它是有惯性的。你看，习惯的“惯”就是惯性的“惯”，这恶习一旦成习惯，想一下子改掉还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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