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面对这个难题，他怎么办的呢？
他喊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他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宋史王安石传》）
这个“三不足”论在当时那真可谓是惊天动地了，尤其是这句“祖宗之法不足守”使得王安石在当时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毫无疑问，我们要是从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来看，王安石的这句话无疑是真知灼见。但问题是当时的人并没有我们这种高级而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啊！所以王安石口号喊完，自己爽口爽心了，但变法的阻力就更大了。
连司马光、苏东坡这些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极力反对他。这些人哪一个是坏人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殚精竭虑、为国为民呢？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有着绝大而超人的智慧呢？
但由于根本观念上的抵触，整个社会的精英互相成为了仇敌，大家由争论到争执，由争执到争吵，由争吵最终发展到争斗，所谓精英们的政治智慧最后都在无聊的争斗中彻底消耗掉了。
所以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认为，宋代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但宋代之所以一直积弱以至于灭亡，根源都是王安石这场内耗式的变法争斗上。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就非常聪明，他也要变法，但他不想喊个口号，说“我要变法了”，从而引来这些无聊的内耗式的争斗。况且，他深知中国文人政治的特点，这些文官们就喜欢咬文嚼字，为了吵架，死都不怕。你要变“祖宗之法”，给他个话柄，他能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跟你争上几百年——自己死了，“子子孙孙，无究尽也”，反正得跟你争下去。张居正哪有工夫扯这些闲话？可他又确实是在变法，那他又该怎么绕过这个变法的观念性争执的问题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这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成效了，回想一下，我觉得当初那句“摸着石头过河”、“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的断语真是太有远见，甚至是太伟大了。正是少了观念之争，实践才真正成了检验改革真理的唯一标准。
回头看，张居正变法的成功起点也在这里。他不仅通过“京察”来裁减言官，封了这些好议论的家伙的嘴；还想了一个绝招，一下就堵住了所有反对变法的那些文官的嘴。
什么绝招呢？
就是这个“考成法”。
考成
说起来这个“考成法”是张居正的创新，但他自己却不承认。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这是引经据典想出来的办法。
在实施万历新政之初，张居正有一篇著名的上疏，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张太岳集奏疏三》），这名字有点长，意思就是请皇上颁布实行考成法的上疏。
在这篇上疏里，张居正首先表露了要进行官僚体制改革的决心，认为这才是解决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危机的关键所在。但他话锋一转，却说起了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璋。说我这个看法其实太祖皇帝早有远见卓识地分析过了，并提出过相应的解决办法。我因此去查了《大明会典》，发现太祖皇帝亲自定下过这样的行政工作规则：
“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
又说：
“凡在外司、府衙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钦此。”
《大明会典》是大明朝最权威的法律文本，这两段话说的是什么呢？是说行政部门的工作应该有个备案，这其中尤其是上奏给朝廷的表章，就更得有个核查与备案了。
其实这虽然是以朱元璋的名义签发的，但当时法律条文以皇帝名义签发那只是一个形式，可能就是哪个司法部门的提议。但张居正可不管这个，有“钦此”两个字，那就说明这是太祖皇帝定的规矩，虽然这规矩后来没怎么执行，但不能说没有啊？
于是，他以“祖宗成法”坚起了官僚体制改革的旗号。这个旗号他自己给取了个名字，就叫“考成法”。
具体内容上，他全方面丰富了《大明会典》里这几句话的原始构想。
他规定六部所有工作必须以实事登记。
就是计划要干什么事，要达到什么目标，目标的具体数据、具体时间都要登记清楚，而你干了什么事儿，也必须登记清楚。这样一个登记成册的本子，六部作为国家行政部门当然自己得有一个，另外，还得同样再抄录两本。一本交监察系统，也就是与六部相对应的六科；另一本则交内阁。这叫登记备案。这个登记备案的本子就叫考成簿。
比登记备案更重要的是考核与核查。
六科别整天在那儿放空炮议论朝政，以后你主要的工作就是按考成簿按月核查六部的工作，按工作完成的情况提出对六部官员的奖惩意见。这样六部必须要向六科负责。而六科监察系统则要向内阁负责，内阁可以根据三份相同的考成簿来分别考核六部与六科的工作情况。内阁是半年一次小考，一年一次大考。最后，严格根据考核情况，决定官员的升迁、降职，以及去留。
大家的标准完全一样，谁也没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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