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尚鹏上任之后，果然不负张居正的厚望，在福建地区把一条鞭法推行得非常成功，当年福建地区的财政状况就得到了根本的扭转，老百姓也不再流离失所，也能够安定下来休养生息了。
虽然福建地区的试点很成功，但张居正还是不敢大意，他只是逐步扩大的试点范围。在福建试点成功之后，张居正又安排官员在浙江与江西两地推行一条鞭法。由于这两个地方与福建毗邻，这样这两个地区也试点成功之后，就和福建形成了一个经济特区。
在闽浙赣经济特区的一条鞭法获得明显成功之后，张居正还是不敢大意。因为葛守礼等人当初一意反对一条鞭法，认为不能将此作为全国性的赋税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它适合于南方的农业生产情况，但并不适合于北方。所以在闽浙赣的成功并不能代表它就能成为一项国策。
张居正只得小心地由南向北逐片划出试点的经济特区。
继闽浙赣之后，又把两湖地区划入试点范围，因为这是张居正的老家，所以试点的阻力也小得多。
然后又向北，把山东地区划入试点范围。这是标准意义的北方地区了，果然，一开始就遭到了巨大的阻力，头一年的经济情况也很糟糕。
张居正没有贸然下一个结论，而是在调查之后，发现症结是在山东的官员们身上，他们完全是站在当地势家大族的立场上对一条鞭法进行自觉抵制，这样执行起来自然就不如人意了。
张居正当机立断，运用考成法的强权手段狠狠打击当地反对派官员的嚣张气焰，然后给山东地方长官反复沟通，强调经济改革的重要性与意义所在。
他在给山东巡抚李世达信中甚至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仆今不难破家沉族，以殉公家之务，而一时士大夫乃不为之分谤任怨，以图共济，亦将奈之何哉!计独有力竭而死已矣。以公知已，敢布区区。”(《张居正集》卷2《书犊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释递条编任怨》)
这也就是给李世达看自己的决心，那意思是我张居正为了施行一条鞭法，有不惜“破家沉族”“力竭而死”的决心和勇气，你们地方官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这说明到了这个时候，张居正已经明确了一条鞭法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所以他才把它看作是一种生死抉择。
张居正的决心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李世达横下心来在山东再次施行一条鞭法，终于大获成功。这证明了一条鞭法不仅适用于南方，也一样适用于北方。
在漫长的经济特区的试点过程中，张居正也一天天老去了，等这些经济特区都完全试点成功了，这时候已经到了万历八年，也就是离张居正去世只有两年时间了。
张居正在沉稳地试行了多年之后，终于在万历九年，也就是他临去世前一年，决定将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
至此，一条鞭法终于成了明王朝经济政策的根本，明代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的赋税改革彻底推行开来。
经济学意义
我们为什么称它是明代最具有经济学意义的赋税改革呢？这就要说到一条鞭法的好处了。
我个人理解一条鞭法最大的好处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因为一条鞭法是与清丈田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自然使得大地主阶级侵吞的大量土地公之于众，这部分土地从偷税田亩变成纳税田亩，尤其是重点的纳税田亩，这就有效地扼制了土地兼并的情况。
第二，一条鞭法不仅把各种赋税合编成一个，也把徭役合编了进来，也就是可以以赋税来代替徭役。你不愿出徭役，你可以出钱赎你那份该出的徭役。这下，农民所有的负担一下就合成了一个。负担这玩意，要是只有一个，它再重你也扛得住；它要是千头万绪，一个接一个，就是再轻它也能把人拖死。不是有根可以压死骆驼的稻草吗？它就是千千万万个负担中的最后一个！
所以福建、江西等地，在一条鞭法试点过后，有史料记载说：“父老于是无亲役之苦，无鬻产之虞，无愁叹之声，无贿赂侵渔之患”（《江西通志卷23》）这也就是说，老百姓，这其中尤其是农民的负担是真的减轻了。
第三，我个人认为这一个最关键，那就是因为所有的赋税和徭役都合成了一项，那么这时再交税就不适合用实物交税了。不用实物交用什么交呢？
用银两交！
这一下可不得了，张居正可能没意识到，作为硬通货的白银，其货币功能一下得到彻底的释放，一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在这一契机下，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良好生长环境。
要知道，此前中国的赋税基本上都是实物赋税，《明史》里就记载户部每年赋税收入“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其实，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所以杜甫写诗回忆开元盛世的时候也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就说明不论是公家的财产还是私人的财产，全都是以稻米、粟米作为衡量标准的。
因为赋税政策是国家经济的根本政策，以实物为标的的赋税政策自然鼓励的是实物而非货币。虽然中国的货币古已有之，但货币在百姓生活和国家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武侠小说里所畅想的那样的：什么江湖侠客一挥千金，身上的银票都是几沓子……那都是小说家言，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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