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究“孝”，所以说“百善孝为先”，所以理学也特别讲究孝道，因为这样就可以由“父父子子”的伦理规范推广到“君君臣臣”的政治规范了。这一来，大家对待统治者就像要对待父母那样，这谁还敢造反啊？你在心里也过不了那道感情关啊！这就叫“以孝治天下”。
所以对于父母去世后的子女守孝，宋明理学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因为孔子在《论语》里头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所以儒家认为为父亲守孝至少要三年。这三年里不能干别的事儿，只能守着父亲的墓地读读书什么的，不能听音乐，不能会客，甚至不能露笑脸，也不能上班。这样，原来在上班的也得辞职回家，政府官员为守孝辞职为家，这在古代，就叫“丁忧”。
后来，假道学们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实在有点熬不住，就打了个七五折，说每年按九个月算，这样守二十七个月也就算守孝圆满了。后来，又对文官和武官区别对待，认为武官一般不需要“丁忧”，但文官必须“丁忧”。之所以会有这个区别，这大概也是因为中国古代大多是一种文人政治，文官一般在骨子里都是不太瞧得起武官的。
但武官既然可以因为战事紧张、局势严峻等理由而不“丁忧”，那么文官也有特殊情况啊，所以碰到特殊的情况，尤其是在朝廷需要、皇帝特别下旨的情况下，文官也可以不“丁忧”，或者缩短守孝时间，很快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就叫“夺情”。意思就是因为特别需要，夺了理学认为最重要的孝道和情感。
事实上，讲究孝道是对的，通过守孝来表现父子间的情感也是对的，但理学太极端，特别注重一些虚头八脑的形式，所以到最后搞得文人都喜欢以形式为标榜，士大夫们都认为“丁忧”是一件能够体现文人品格的事儿，而“夺情”对应着来说，就有点儿让人丢份儿了。
虽然有点丢份儿，但“夺情”自唐宋以来，在朝廷里那也还是常有的事儿。就算是明代，前朝的内阁大学士里也不乏“丁忧起复”、也就是“夺情”的事儿。所以夺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而理学家们在道理上也能说得通，因为君臣之理还要大于父子之情嘛。
可一条道理是否说得通，那得分跟谁说、在谁那儿说。
在张居正这儿，在因为锐意改革而得罪了n多人的张居正这儿，士大夫们的“夺情”道理一下可就难说得通了。
父亲
当然，张居正在内阁里读到父亲去世的家信，在第一时间里热泪奔涌，那说明他还没有考虑到要不要夺情的问题。其实政治家也是人，越是大政治家，越具有真实而丰富的人性。张居正在第一时间流下了热泪，心里主要还是对父亲的思念与歉疚。
思念我们懂，可为什么要歉疚呢？
一般人会以为张居正作为一个孝子，大概是因为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没能给父亲送终而感到歉疚。但事实上，张居正要歉疚的原因要比这儿大得多。他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城浑然忘我，努力打拼，而这一打拼，竟已经十九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也就是十九年没有见过自己的老父亲了！而如今，父亲一旦离自己而去，这十九年累积起来的歉疚之情那就可想而知了。
又有人会说，张居正就是再忙，也不应该十九年没有回乡看过父母啊？再说，他爹那么大年纪，应该不是猝死，那也有个生病体虚的阶段，难道张居正就不知情？就不能回去探望一下吗？
这说的也倒不假。事实上，张居正曾经不止一次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过想回家探亲、侍奉双亲的愿望。他甚至还想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一起住。可问题是他爹张文明不同意。
我们在前面的刘台案里说过，张文明和自己的儿子性格不太一样。张居正“沉毅渊重”，少年老成，是一种很沉稳的性格。而他爹张文明呼朋引伴、任侠张狂，倒是有几分老顽童的性格。
张居正小的时候，张文明四处求学，但科举考试考了二十多年，乡试一连考了七回都没考中，这都赶得上那位范进了。到了四十岁，看看实在考不上，张文明就放弃了，还是拿钱买了一个府学生员的名份，这最后还不如那位发了疯的范进呢。而他儿子张居正十二岁就是湖广乡试的第一名了。也就是说张文明四十岁了，还没到他儿子十二岁的水平。
好在张文明这人很乐观，他看儿子有出息了，自己也就把功名看开了。后来儿子的官越做越大，张家的条件也越来越好，他也就乐得在老家声色犬马，逍遥快活。
儿子要他搬到北京去住，他哪肯啊？就儿子那性格，到那儿还要受拘束，这哪有在老家作个土皇帝快活呢？
对于老爹的心思，张居正也明白的很。他老人家想在老家自个快活，那就让他快活好了。可问题是他这个爹豪放有余，谨慎不足。尤其日子久了，仗着儿子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
张居正也写信劝过父亲，但张文明根本就不当回事儿。
在封建时代，张居正作为一个儿子，他就是再有本事，也不敢对他爹说什么过分的话啊。要是这样的话，在古代那叫“忤逆”，那算是一条刑事犯罪，也是被社会伦理道德所不容的。所以张居正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同时还得跟当地地方官打招呼，说老父亲这性格他也没办法，还要请请大家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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