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张，是今天的人最能理解的。但以今天的标准看来，墨子提倡的这种葬法，也已经不薄。这是时过境迁的缘故。当时墨家招致各家痛批，首先就是因为这点。略带贵族气的，都觉得只有自虐狂才会这么干。《节葬》写得特别长，因为墨子需要反驳的质疑实在太多。后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在提到墨子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一定会就这个问题说两句。
反对战争，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省钱。因为打仗这事实在开销太大了。《非攻中》一开篇就详谈的是钱的问题，而不是人道问题，而且当时的趋势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久者经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也就没法生小孩了。
一切艺术是不必要的。因为文艺活动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收益，成本却很高。
墨子还对科学探索不感兴趣。这个可能会引起争议，关于墨子和公输般斗法，除了攻宋那次，还有个著名的故事。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问》）
公输般用木头做了一只鸟，天上飞了三天没下来。公输般自然很得意，墨子却表示了鄙视，说你这个东西，其实不如木匠做的车辖管用。人家加工一块三寸大的小木块，能承担五十石的分量，这才了不起。对人有利的才是巧，没好处的，再巧妙也是拙。
谈中国科技史，有所谓“李约瑟难题”。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自己给了三条答案，第二条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这话作为整体判断对不对尚有争议，但上引墨子的言论，确实算是为这一点现身说法了。科学研究，多少总要有一种非功利的钻研热情，墨子却比谁都着急要效益。他无疑是古代一位十分伟大的工程师，但科学家这个称号，还是夸大了些。
说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简单小结一下。墨子的这些主张，确实反映了社会底层的需求。同样是关心底层，但我们可以把他们大致分成两类人：一类是悲天悯人的贵族，自己过得好好的，因为见不得穷人这么惨，所以站出来帮穷人说几句话，但思维方式还是贵族的，对穷人究竟怎么想，他们其实未必很了解；另一类是自己就是草根，但脑子和嘴巴比较好使，加上心雄胆壮，于是挺身而出为自己的阶级兄弟宣言。
我觉得，孔孟比较偏于前一种，墨子则属于后一种。墨子出身社会中下层，这也是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
他对社会不公的抨击很有力；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状况，他反映得也更真实；要让底层民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休息时间，这些诉求绝对合理而且是当务之急。墨子显然比孔子熟悉民间，所以他更能说出民间的心声；甚至他那一副劳动人民的形象，也比讲究贵族派头的孔老师有亲和力。战国初期的这一段，墨子的感召力尤其是在中下层社会中，应该要大于孔子。
但是墨子的视野其实比较有限，所以对整个贵族传统不但排斥而且隔阂（作为比较，我们可以说，老子、庄子、韩非子对贵族传统也排斥，但不隔阂），因此不大能理解它存在的意义，所以毫不介意将之彻底否定。
但是，视野大不大是一回事儿；墨子的胸怀，无疑是很大的，大到想让普天下的人彼此相爱。
爱是一种手段
兼爱是治疗乱世的药方。墨子说：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兼爱》）
圣人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职责，那就不可不考察乱世出现的原因。乱世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人们彼此不相爱。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那么自然就父子相爱，君臣相亲，小三爱原配，贾环爱宝玉，城管爱小贩，拆迁队爱钉子户，带路爱五毛，中国人爱美国（咳，这个好像很多人确实做到了）……让世界充满爱，岂不就天下太平了？
当然，任何还没有纯洁到不可救药的人，对这个美妙的提法，心里都多少会有一点保留。
兼爱能做到吗？能够爱人如己当然好，但这不符合人的本性。我就是爱自己的父亲胜过别人的父亲；爱自己的儿子胜过别人的儿子；我倒是想更爱别人的老婆，但也得别人愿意啊？
墨子确实面临了这样的质疑，他没有用墨家的团队体验来应对，而是这样答复的：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法仪》）
咱不鼓吹美好的人性，事实上咱基本上算性恶论者。咱家认为，普天下的父母、君主、专家基本都是坏东西。但是“人性趋利”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吧？爱不是目的，爱是追求利益的一种手段。墨子假设了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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