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理想面前，一个人的生命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更多人的生命殉葬，也只是增加了理想的光彩，著名的孟胜为阳城君守城的故事，就是如此。
《庄子.天下篇》里，对墨子有一段议论，不像儒、墨相互攻击时那样说得剑拔弩张；相反，态度很平和，也很沉痛。
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墨子真是天下的一个大好人。但是，他的主张违背人的本性，一旦变成现实，天下人无法承受。墨子虽然能一个人背负着他的理想，但他要把天下带到哪里去呢？
奈天下何？奈天下何？
【段子为证】
墨子认为，如果有必要，他也是不介意使用谎言的。墨子看中一个身强力壮、头脑灵光的年轻人，想收他做弟子，就对他说：“跟我学，我给你找官做。”一年后，这个年轻人要求墨子兑现诺言，墨子于是讲了个故事。鲁国有兄弟五人，父亲死了，大儿子是个酒鬼，不管父亲的丧事。四个弟弟对他说：“你和我们一起安葬父亲，我们将给你买酒。”葬后，大哥向四个弟弟要酒。弟弟们不给，说，安葬父亲是做儿子的责任，你不葬别人将笑话你，所以我们才骗你的。于是墨子结论说：“独我义也哉？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公孟》）
专制从何而来
《庄子》《淮南子》都说，墨子是崇拜大禹的。《庄子.天下篇》还提供了一些很好玩的细节。比如墨家后学的发展趋势是凑到一起，相互盯着小腿肚子数腿毛；谁的毛少，就算学大禹学得更到位——大禹治水，长期泡在水里，小腿上的毛自然是掉光了的。
当然，也有学者另有看法。因为《墨子》里，提到古代的圣贤，也是一张嘴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儒家没什么不同，很少单独把大禹拎出来说事。所以，说墨子用夏政，《墨子》的文本自身没有提供依据。
《淮南子》可以认为是汉朝人胡说，但《庄子》的作者们，却应该是和墨者打过不少交道的。折中下来看，或许是墨子本人确乎没有独独推崇谁，到了弟子辈，却倾向于单单表彰夏禹了。也好理解，谈文王、武王，是有很多“文本上的依据”可利用的，偏于劳工阶级的墨家，要在这点上和儒生较劲，未必有利。不如拿个本来就缺少文献记载的人物说事。
大禹确实是被塑造成了最符合墨家理想的偶像。
他的业绩是治水，搞工程出身，和墨子是同行。
他爸爸鲧，是天下四大恶人之一（“四凶”中的梼杌），这样的爸爸却生出了禹这样的好儿子，比杨康、杨过父子对比还鲜明。墨子说贤良不问出处，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
鲧早就被处死了，禹又据说是从亡父肚子里跳出来的，没妈，则孝悌的事迹，和禹自然无关，这就和儒家拉开了距离。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老婆甚至因为他而石化。上无父母可孝敬，下有妻子不疼爱，真是为了大家不顾小家，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堪称兼爱的光辉典范。
整天耗在治水工地上的人，当然不可能讲究宫室吃穿。“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的状态，刚才说了，这已经成了墨家弟子的生活原则和竞赛项目了——至于也有资料说，大禹平时穿得差，但礼服还是讲究的，可以认为是儒家为了把禹拉进自己的圣人系统而搞的小动作。
另外，《墨子.尚同篇》说，下级要绝对服从领导，要用酷刑收拾自作主张的屁民。这样的霸道和杀气，也只在治水的大禹身上，体现得最充分。
治水这件事，据西方人说，和东方国家的专制传统有很大关联。
这个观点，源头极早。近代以来，更有亚当.斯密唱之，卡尔.马克思和之，到魏特夫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算是集了大成。
治水超过部落范围时，往往即成为综合性的活动。大多数作者提到治水农业合作方面时，主要是考虑挖掘、疏浚和筑堤；而这些劳动中所需要的组织工作肯定是相当艰巨的。但是，一项主要治水工程的计划者所面对的问题要复杂得多。需要多少人，哪里才能找到这些人？根据以前的登记，计划人员必须决定挑选的定额和标准，然后发出通知，再进行动员。集合起来的人群常编成准军事队形进行活动。……即使最简单的形式，农业治水操作也需要牢固的一体化行为，当它们的形式变得更为复杂时，他们就需要有更为广泛而复杂的组织计划工作。
这件“组织计划工作”是如此复杂，以致于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才能对之加以掌控，于是专制统治者也就产生了。欧洲为啥基本没这样的事呢？地理差异摆在那里，欧洲的河，大都是很小的。只有一条大河波浪宽，伏尔加河，然后就有了俄罗斯。
抛开魏特夫那些上纲上线的论断不谈，要说治水这档子事会扩大领袖的权力，还是颇讲得通的。只是何以会如此，魏特夫并没抓到要点。
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有一篇随笔，就谈大禹治水的问题，很值得推介。治水靠疏导，其实很常识。禹的爸爸鲧，也是部落民主议会推举出来的治水专家，可见业务水平大家向来都认可，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会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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