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已经讨论的，国君之所以可以安抚人民，普通人之所以可以成为士人，士人之所以可以不屈服于权力，都源自这种向善的能力。
鼓吹性善，其实很多时候意义并不在于探寻人性的真相，而类似于一种激励教育。你天天跟一个孩子说，你真聪明，肯定能学得比别人好，他也许就真的爱学习了。你经常说人可以很善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家就真的乐于去做好人了。
这种正面激励功能，谁也不能否认。但如果把性善论推到极致，可能有两大问题。
一是强调既然人性善，人就必须善，不善也得善。
好比“只要你是人，就可以成为尧舜”这个动人的结论，它的逆否命题就非常吓人：“凡是不能成为尧舜的，就不能算人。”——好，你为啥没有成为尧舜？你是不是放弃了天赋的良知良能？你还配做个人吗？你不是人，所以我杀你也就不算杀人。
在这种追求善的冲动下，屠刀霍霍磨砺的声音已经隐约可闻了。后世所谓“理学杀人”“道德杀人”，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而如果这种主张真的能跟政治权力相结合，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演为暴政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拿这点来责怪孟老师本人，有点过苛。因为孟老师不是一个一以贯之、逻辑严密的思想家。虽然他有时会抛出一些骇人听闻的高调主张，但大多数时候，还不至于跟常识常情过不去。孟老师说，老百姓没点固定资产，跟他谈道德往往就没法谈；年成好了，年轻人就比较乐意学做好人，年成坏，年轻人往往就容易成为暴徒。这都是些很能体谅人情的说法。他的道德绳索，基本可算很宽松。
但性善论可能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在孟老师这里就比较严重。
孟老师太相信善的力量。这导致的结果是，在他平治天下的方案里，暴力因素（如军队、法律、监狱之类的国家机器）虽然不是绝对没有，但占的比例极低。
最能体现他这种盲目乐观的就是前面引过的那句，生活在仁政中的老百姓拿着棍子就能把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邪恶军队给揍了。
孟老师敢这么说，仰仗的第一是士气，第二是人数。
他认为邪恶的军队会没有士气，而正义的人民士气很高。
为暴君作战的军人，想想自己“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的生活状况，多半就倒戈了。
想想自己的生活多么美好，为了捍卫这美好的生活，老百姓打仗肯定得玩命。
说邪恶的军队士气不高，孟老师显然忽略了三大现实。
第一，暴君可能整得民不聊生，但唯独给军队的待遇特别好。罗马皇帝塞维鲁有云：“让军人发财，其余人可以不管。”这个道理当然不是长治久安之道，但却不难得逞于一时。对此，古今中外的暴君都明白，只有孟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明白。
第二，孟老师嚣张惯了，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所以他看不到恐惧的力量。对暴君的习惯性恐惧，使人民不敢反抗，而这种压抑感，正需要通过凌辱杀戮他人来释放。比如骊山释放刑徒，就没有按照孟老师的逻辑行事，他们非但不曾调转武器杀向秦二世，反而是神勇无比地把陈胜、吴广打得落花流水。
第三，人类天性中，本来就有一种对军营集体生活的热爱，杀人时也另有一种快感。当代一部研究士兵心理的书中介绍亲历过战争的老兵的体验。
“恐怕多数士兵都得老实承认，其内心未必不爱打仗。”他接着又问：这怎么向家人、朋友解释呢？即便是同一战壕的兄弟，谈到此事也不免谨慎。老兵聚会时的尴尬，正是因为杀戮的愉快并非所有场合均可坦承。认为战争颇能愉悦身心的人，不啻禽兽；声称停战日哀痛之大如失爱侣，更是会招来他人斥责。但布氏也承认，战争有吸引力，可以引为乐事，必有很多原因。首先是战友情谊。泯灭自我，融入集体，虽苦乐参半，却暗合人的本能冲动。话说回来，凡人临战，必心存畏惧。战争之于男性，好比分娩之于女性：实是“体会生死之始”。对“生”布氏未作发挥，只是说毁灭的快感实在难以抗拒。
现代人受文明约束比较多，所以对这种快感更多遮遮掩掩，古人就野蛮也坦荡得多。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听说打仗了如“饿狼见肉”，就是这种心态活灵活现的展示。
另一方面，孟老师对人民的抗战热情，只怕也大大高估了。我们不妨参考《天龙八部》里面的一段描写，少室山下，武林群豪围剿萧峰——
忽听得人丛中有人大叫：“姓乔的，你杀了我兄长，血仇未曾得报，今日和你拼了。”跟着又有人喝道：“这乔峰乃契丹胡虏，人人得而诛之，今日可再也不能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去。”但听得呼喝之声，响成一片，有的骂萧峰杀了他的儿子，有的骂杀了父亲……群豪虽有一拼之心，却谁也不敢首先上前挑战。人人均知，虽然战到后来终于必能将他击毙，但头上数十人却非死不可，这时忽见慕容复上场，不由得大是欣慰，精神为之一振。
这个“精神为之一振”，振得何其猥琐——然而却也是群众中常见的心理。经济学上，谓之“搭便车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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