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家上网的时候大概都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个不知所云的帖子，起个标题，叫《是中国人都进来顶》。我顶不顶，和是不是中国人有什么关系？这路标题，不就是要挟人表态么？现在你还可以不搭理他；但如果给他点权，后果就难说了。
在“表态思维”非常厉害的文化气氛里，沉默可以被认为是“腹诽”，是“心存怨望”，是消极对抗。这些，已经足够一个杀罪了。
只有两种人，说真话的余地相对大一点。
一种是小孩。看着皇帝的新装，只有小朋友可以说：“可是他什么都没穿呀！”——所以很多人希望，永远别长大。很遗憾，这不科学。
另一种，就是滑稽的人。比起沉默，滑稽的防御和闪避效果要好得多。
这点也算是古今中外的共识。《国语》中说：“我优也，言无邮。”我一演滑稽戏的，说啥别人都不见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也来个“all—licens'd Fool”，即百无禁忌之傻瓜。庄子和他们比，当然有雅俗之别，但一定程度上仍是一致的。言谈微中，正言若反，也是用滑稽换安全。
比如前面那个树因为没用而活，鹅因为没用而死的公案，庄子的应对，就是滑稽甚至滑头。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庄子.外篇.山木》，下同。）
我把自己搁在有用没用之间。你要杀有用的人时，看我没啥用不构成威胁；你要杀没用的人时，看我还有点用可以装门面，那我就怎么都安全了。
我们可以替庄子举例论证：中国的皇帝，好多死于非命（相形之下，欧洲中世纪的国王，被谋杀的比例低得多）。刘宋以后，有个改朝换代（哪怕是用禅让的方式），前朝的皇帝一般总被斩草除根。因为皇帝这个身份太有用，沾过边的，留着就不放心；法国大革命，拿贵族开刀的热情特别高，虽然当时的贵族压迫远没有中世纪时沉重，但问题是你除了依附王权，别无他用，还占着那么多好处，不杀你杀谁？
但日本的天皇、罗马的教皇、还有好些欧洲国家的国王，政治实权不掌握，作为文化象征却很有影响力。这就是典型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能够血食至今。
但庄子自己，对这个状态看来并不满意，所以他说，我活得很累。
后面他说了不累的办法。
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大意可以这么理解：驾驶着道德（这两个字含义跟今天完全不同）飞行器，就不止是“处材与不材间”那个样子了；夸也好，骂也好都是浮云；龙也好，蛇也好随时变化；立场是没有的，上下是投机的；和谐才是标准啊！浮游到了万物的初始状态，把别人当东西，而不被别人当东西，那时候还有谁能累着我啊？
想当年刘老师年轻气盛的时候，一次在一个还算正式的场合，说到巴金的小说。我说：“巴老人很可敬，小说嘛，说实话很差。”这下就把在场的老先生都得罪了，其中一位不依不饶地问我：“你觉得巴金的小说到底有多差？”我说：“我觉得跟郭敬明一样差。”这下又把在场的年轻人都得罪了。
现在想想，这就是太“肯专为”，而没有“与时举化”。其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种问题纠缠个什么劲呢？现在想来，我应该这么答复：人家问我巴金的小说怎样，我就说“巴老的小说反映了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巴老那时的影响，可不比郭敬明小啊。”人家问我郭敬明的小说怎样，我就说“郭敬明嘛，反正我觉得他写得也未见得比巴金差。”
这就皆大欢喜了，我并没有说违背自己观点的话，他们听着却都很顺耳。真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是因此骂我乡愿，我肯定只能老实接受。这个乡愿范儿，庄子一方面推为最高；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自己没做到。为什么？不知道。不过可爱的大概正是这个达不到最高境界的庄子。
唯逍遥与调侃不可缺
下面好像也应该谈谈庄子鼓吹了什么——虽然我很想放弃这一部分。《庄子》里，对很多人物和境界，当然是力捧的。但那些力捧的话，往往很不好懂，而好懂的部分，我又往往觉得卑之无甚高论，结果不得不疑心自己其实还是没懂，或者忍不住猜他在说反话。
努力够着说两句。
《庄子》第一篇是《逍遥游》，《逍遥游》开篇，讲了大鹏鸟和斥鴳之类小鸟的故事。
鹏飞九万里，穿越整个世界，小鸟觉得它瞎折腾，自己玩跳树枝的游戏，反而更开心。庄子说，这是小和大的分别。同理，往返于郊区市区之间的上班族，理解不了环游世界的人；朝生暮死的，理解不了千年王八万年龟；那些智慧不足的人，也理解不了天才在思考些啥。
魏晋以来，很流行一种解释，说大鹏有大鹏的本性，小鸟有小鸟的本性，各自按照各自的方式去过就好了，不要彼此嘲笑。这反映了注释者自己的价值观，今天也容易讨大众读者们喜欢。通常优越感极强的思想家们则不喜欢，他们管这叫“庸俗的快乐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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