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接手了郑国的地盘，也延续了郑国的态度。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一会跟着秦国打楚国，一会加入齐魏打秦国，一会儿又回到秦国身边打齐国……区别是，当年郑国的决策者是郑国贵族，还不至于完全不介意国运；韩国的外交政策却很大程度上是听张仪、苏秦这些纵横家的忽悠。这拨人，只关心自己的成功，捞一票就走人。至于你听了我的主张会导致什么后果，他们才懒得操心。
身在韩国，对纵横家的这种行事作风，韩非认识很深刻。同样是对他们开骂，孟老师对张仪只会进行道德批判，韩同学就能把他们心里那点小九九说得清清楚楚。
韩非学术上的对手，诚然是儒墨。但涉及到具体政治，他批判最狠的就是“当涂之人”和“纵横之党”。说这是促成韩国困境的主要原因，大致也不错。
【段子为证】
《史记》和《战国策》都提到，韩国的铁制武器特别锋利。文学性的形容，有“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云云。
而韩国的弩，一则产量大，所谓“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二则射程远，史载是“六百步”。步是长度单位，一步相当于六尺，当时一尺大约折合今天的23.1厘米，也就是说，六百步达到骇人听闻的800米以上。
可以作个比较，14、15世纪威震欧洲的英格兰长弓，抛射的极限一般认为是不足300米。但这未见得就是古史夸诞，大型的蹶张弩、床弩达到这样的射程，技术上确实是可能的。
人性是坏透了的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
荀子讲尊王，也讲人性恶；韩非则认为尊王是绝对的，更讲人类是坏透了的。
这算是印证了荀老师的另一句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老师给人感觉就比较冷峻，而韩非子的议论无疑是先秦诸子中最冷的。
尊王是绝对的
同样是讲尊王，韩非和荀老师的区别显然不在于尊的程度，而是立场就有根本差异。《韩非子.忠孝篇》中说：
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
一个做儿子的，很有才华，但是他不为做父亲的考虑；于是，做父亲的要管好这个家，反而会更操劳。
一个做臣子的，能力很高，但是他不为做国君的考虑；于是，做国君的在位置上也就危险了。
一般说来，臣不为君考虑，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关心他自己，这很坏——你不是我的好跟班，甚至你可能要谋我的位子了；二是他关心老百姓，这更坏——我做主子的还没操这个心，你一个奴才多什么事？这么一来，人心归附你，即使你没什么其他想法，老百姓可能也会给你来个黄袍加身之类的。
韩非总结说，由此可见，做儿子的不为父亲考虑，做臣子的不为君主考虑，再贤能的儿子和臣下，也只会带来灾难而已，又有什么好处呢？
显然，他这里所谓的“有利”和“有害”，都是对君父而言的。比如周文王的作为是不是确实对百姓有利，韩非根本懒得关心；反正既然对君主有害，那就该否定。
荀老师尊王，因为王是手段，他认为没有一个有权威的王，就不可能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韩同学尊王，王本身是目的。《韩非子》这部书，几乎全部内容都是在讨论怎样把君主的利益最大化；至于君主的利益凭什么就该最大化，韩非根本不关心，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
按照韩非的逻辑，尊王应该尊到下面这个地步。
第一，桀纣不可反。
还看《忠孝篇》。天下人都拿尧舜汤武当作理想君主的典型，其实当今天下之所以会这么乱，就是因为这四位带了很坏的头。
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尧舜的糊涂，就是搞禅让而弄乱了上下级关系。身为君主，尧不应该放权，这是错误的统治术；身为臣子，舜不应该上位，这刺激了后来者的权力欲。
商汤和周武王那就更不象话。不但要上位，而且要了君主的性命，要了性命还不罢休，人家都死了你还要“刑其尸”！据《史记》说，商纣自焚而死，周武王还不罢休，对他烧焦的尸体射了三箭，然后抡起剑剁，接着取出大黄斧子砍下头，再把头悬挂在大白旗的高杆子上。
现在社会上歌颂的都是这种人，这种行为，就是天下至今大乱的原因。
反感汤武倒不算新鲜的观点。儒家推崇“不食周粟”的伯夷，就鄙视他们“以暴易暴”；孔子对周武王，也不是没有微词。但像韩非这样，把桀纣有多少暴行放着不管，强调臣弑君无论如何都不对，是法家的创举。
第二，淫暴不为非。
齐景公太奢侈，孔子跟他说，“政在节财”，你这么骄奢淫逸是不对的。韩非说，孔子这一套是“亡国之言”。
要知道，儒家的政治主张从来不包括要求君主艰苦朴素。大套大套的周礼总是强调要给君主最高的物质待遇，但他们也会强调待遇到此为止，别搞得太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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