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随着距离孙吴灭亡越来越远，对于故主的依恋与追思也被时间磨损得越来越淡，但是不安分因素依然存在，新的谶言又产生了，这一次有人预测：“当有帝王，兴于江左。”
所以此地本该是镇之以静的，但是长沙王此时已经无计可施，只好饮鸩止渴。别处的都督长沙王都招惹不起，不得已，只好捡新野王这个软柿子捏，而当时都督扬州军事的刘准也是个软柿子。
诏书下达之后，新野王与刘准果然不敢违抗。阻力来自民间，当时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跑到遥远而陌生的益州去打仗、送死，义勇根本招募不起来。但是这种反抗早在预料之中，“壬午诏书”责令各郡太守强行拉壮丁，并且督促士卒尽快上路，凡在辖境内逗留超过五日，二千石以下官员就地免职。
欲速则不达，催促过严效果适得其反。各地太守、县令为了保住官衔，都亲自出马拉壮丁，然后像押送囚犯一样将他们驱逐出境。那些被强行征募的士卒半路上纷纷逃亡，绝大部分落草为寇，许多百姓为了逃避戍役，也纷纷逃亡，其中相当一部分也被迫“屯聚而为劫掠”，成为盗贼。于是荆楚江扬两州社会秩序大坏，怨声载道人心思变，叛乱一触即发。
最后叛乱的火苗是在荆州江夏郡蹿起来的，点火的人名叫张昌。
张昌取了汉族人的姓名，实则他是个汉化很深的蛮人。“蛮”是古代中原人对南方诸族带有鄙视的统称，中原人自认为是礼仪之邦，看不起异族人，所谓“北戎南蛮东夷西狄”都是这个意思。张昌具体是哪族人，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
张昌的出身并不高，他是荆州义阳郡人，曾在义阳郡平氏县做过县吏。虽然身份低微，他却是陈胜吴广一类人，武力过人好论攻战，因此时常被同僚取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暗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张昌曾找人占卜，卜者骗钱心切，说他将来大富大贵。张昌沾沾自喜，以为民谣中所谓“当有帝王，兴于江左”指的就是自己，于是一心盼望乱世。
盼啊盼啊，蜀中果然打起仗，乱起来了，张昌离开家乡跑到荆州江夏郡，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偷来一些旌旗伞盖等军中仪帐，谎称受朝廷授命招募军队，去蜀中为国效力。此时张昌看来是想通过立军功来飞黄腾达。
只是这个计划没有奏效，原因很简单，谁会放着太平日子不好好过，跟着你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去远方打仗呢？张昌折腾了许久，聚集了千把人，却都是走投无路想讨口饭吃的流民，成不了气候。令人奇怪的是，张昌在境内招摇撞骗，政府竟然不闻不问，可见当时江夏郡太守弓钦的执政能力也很堪忧。
荆州的形势正渐渐向有利于张昌的方向变化。荆州境内本来就有不少流民，如今流民数量还在与日俱增，根据其来源新旧，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也是最老的一类，是元康年间从关中逃往汉中，又从汉中顺着汉江逃到荆州的关中六郡流民；第二类是巴蜀叛乱发生后，顺着长江、汉江逃到荆州的蜀中、汉中流民；第三类是“壬午诏书”发布后的逃兵，与逃避戍役的各郡百姓。流民在历朝历代都是安定社会的终结者，他们一无所有，随时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求生存，他们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而当时新野王也在无意中帮助着张昌，史书上说他“为政苛严，蛮夷并怨”，于是在流民问题上又加上了一条民族矛盾。要知道荆州的蛮夷可不好惹，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前后派出几十万大军，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勉强将他们治服。荆州不稳定的局势严重拖了孙吴向北方发展的后腿，《三国志》里有这么一句话：“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意思就是说荆州蛮夷易动难安，不停的叛乱使孙权应对不暇，所以才会放下身段，对曹魏称臣。如今新野王统御失度，看来要步孙氏的后尘。
这诸多不安定因素杂糅在一起，严重威胁荆州的稳定。如果此时有强兵震慑，新野王与荆州刺史再积极安抚流民与心怀不满的百姓，局势犹有可为，可是偏偏这时候，荆州刺史宗岱受命领着三万精兵到蜀中去了。
然后，上天降下了压垮荆州的最后一根稻草。太安二年春，江夏郡的春粮获得大丰收，往年粮食丰收是大好事，但是当年，丰足的粮食却把方圆数百里所有饥饿的流民都招引来了。张昌看到那么多饥肠辘辘的、一无所有的、对人生失去希望的、对朝廷满怀怨恨的流民，他忽然意识到与其做官兵，还不如造反来得有前途。
张昌于是在江夏郡安陆县附近的石岩山下招降纳叛，他改名为李辰，借助道教的影响力装神弄鬼，前来投奔的流民日以千计。
安陆是江夏太守的治所，离石岩山仅仅八十里，而一直等到张昌初具规模的时候，江夏太守弓钦才如梦初醒，派遣郡兵前去镇压，可惜养痈长疽为时已晚，官兵大败而归。又过了一阵，张昌觉得羽翼已经丰满，就率众进攻安陆，弓钦抵挡不住，弃郡逃到南边毗邻的武昌郡去了。
四、张昌建国
江夏失陷，新野王有守土之责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他派骑督靳满前去镇压，结果铩羽而归，官兵丢下不少刀枪剑戟，装备了张昌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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