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皇后上台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众公卿继续保持看客姿态冷眼旁观，做永远不跳下墙头的墙头草。
所以贾皇后只有利用亲戚关系构建自己的内阁，主要依靠河东裴氏、琅琊王氏，还有本族贾氏，再加上一个寒族出身的张华，维持朝堂的运作。贾皇后是幸运的，她的亲戚中有能耐的人不少，比如裴、贾模，元康年间有九年太平岁月，这两人居功至伟。
形势注定了贾皇后的内阁很难有大作为，勉力维持平衡，不出大乱子，这已经是它能力的极限。仅凭着少数几人想推动整个时代向前进，那是不现实的。
元康年间，王戎刘颂等人曾想革除时弊，通过实行《甲午制》等进行吏治改革，这些尝试最终不了了之。阻力并非来自当权者，而是来自朝野内外尸位素餐的大大小小官员。元康年间是西晋王朝日落前的最后一抹余晖，绝大多数人都在坐吃等死，面对来时大难，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元康九年之前的贾皇后，头脑无疑是清醒的。她清楚地看到，处于腑肘之间的群臣，他们从来不为我用，随时都有可能投靠政敌。因此贾氏谨言慎行，仔细考究史料，除了所谓莫须有的“荒淫”，贾皇后没有犯下任何别的罪行；而贾家，也没有历代外戚专权时那种跋扈专横。若说贾模、贾谧专权，他俩的官职一直远在张华、裴之下；贾模至死爵位不过是乡侯，食邑千户，远少于孟观等人，贾谧因袭贾充的鲁公爵位，一直没有增封，《晋书》上说贾谧“奢侈逾度”，这是当时的社会通病，不足以为罪证。
整体而言，元康九年之前的贾氏，还是能够严以律己，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至于为何到了元康九年，贾皇后就昏招迭出自取灭亡？这个原因很复杂，容后再表。
说完朝臣，再看宗室。若说洛阳群臣不过疥肤之癣，那么手握几十万大军的司马宗室才是贾皇后的心腹大患。
此时武帝临终安排的四方藩镇几经变换，已经面目全非。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秦王司马柬已经过世，赵王司马伦也在洛阳担任一个闲职。元康九年初，除了淮南王司马允依旧镇守寿春，镇守长安的变为河间王司马颙，镇守邺城的变为成都王司马颖。这几个王爷后来个个都是“八王之乱”中的活跃分子，游离于贾皇后控制之外。
元康九年军事分布图
外戚与宗室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和，杨骏时期是如此，贾皇后时期也是如此。之前依附贾氏，并且对宗室有点影响力的下邳王司马晃已经去世，活着的宗室成员中，赵王司马伦、东武公司马澹可以算为贾氏一党，但赵王司马伦为老不尊，历来没有威信，能力也很差；东武公司马澹是宗室疏族，口碑同样也很差。两人无法代表宗室。
当时朝中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宗室元老是梁王司马肜，官任拜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可是此老好声色犬马，对于权势并不过分热衷，并且还是惠帝的叔祖，因此没有巴结贾皇后的必要，后来赵王起兵杀贾皇后，他也是主谋之一。
此外，还有一个高密王司马泰（之前是陇西王，后来改封高密王）在朝中任尚书令，此人是惠帝的从叔，在宗室中威望也很高，可惜也不是贾皇后一党，元康九年病死了。
因此直到元康末，宗室依然是晋朝最强大的势力，贾皇后依然无力控制宗室。
好在宗室虽然强大，其一盘散沙的弱点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汝南王、楚王殒命之后，宗室诸王更加明哲保身，各大藩镇也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当年杨骏就是把宗室欺负得太狠，引起不满，结果丢掉了性命；汝南王倚老卖老，得罪了宗室的少壮派，结果死于乱刀之下。殷鉴不远，贾皇后是这两起事件的策划者，当然不能步杨骏等人的后尘。因此她不敢向宗室夺权，作为回应，宗室也遵从贾皇后对中枢的领导。
元康年间的太平就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上，这种平衡的脆弱，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种歌舞来做比喻。这种歌舞俗称“晋世宁”，表演方式是拿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酒杯等易碎物，用手快速将盘子翻来覆去，边跳边唱，歌词如下：
“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舞杯盘，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
设想一下，酒杯在盘子上随时可能摔个粉碎，这样的“晋世”到底是“宁”还是不“宁”呢？
贾皇后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人把宗室凝聚起来向她夺权。
诸藩镇之中，河间王司马颙是宗室疏族，辈分资历都不高，没有这个能力；需要提防的是两个小叔成都王司马颖与淮南王司马允。成都王司马颖资历尚浅，也可以暂时不考虑；值得重视的是淮南王司马允，此人镇守淮南近十年，声名卓著，元康九年时淮南王二十八岁，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对于贾皇后而言，淮南王虽是危险人物，但是他毕竟远在寿春，没有诏命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个人比淮南王更危险，这个人的血缘比淮南王更加正统，这个人的身份比淮南王更具备号召力，而且这个人始终卧在京师。
这个人就是太子司马遹。
元康九年，太子司马遹二十二岁，也是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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