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司马攸又升迁为镇军大将军，皇帝还加赐他羽葆、鼓吹。所谓“羽葆”是一种装饰着五彩鸟羽的华盖，“鼓吹”是演奏乐曲的乐队，这两样东西是天子卤簿的一部分，只有皇帝出行才可以使用。司马炎将它们赐给弟弟，是希望他每天上朝时能吹吹打打、风风光光而来，吸引众臣羡慕的目光，让他们感受到皇帝对弟弟的宠爱。
从泰始年间到太康年间，十多年来司马攸始终未变的一个职责就是培养教导太子司马衷，也许这才是皇帝真正需要他的地方。司马攸先兼任太子少傅，后来又转为太子太傅。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司马攸升任司空，成为西晋最年轻的三公，不过依然他兼任着太子太傅，依然得每天去东宫陪蠢笨如猪的侄子司马衷打发时间。
司马氏标榜要以“孝礼”治天下，构成“孝礼”的两个基本元素就是对父母之“孝”和对兄弟之“悌”。对于儒者来说，孝悌是一个人处身立世的根本，《论语·学而篇》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因此，司马炎对司马攸的种种优宠也带有以身作则，给天下人树立榜样的意味。
无论是从臣子的角度，还是从弟弟的角度，司马攸的回应都十分得体。他“降身虚己，待物以信”，“以礼自拘，鲜有过失”，并且处处表现出恭谨、谦逊的姿态。当初司马炎授权诸藩王自主选择国内长吏，司马攸认为天下尚未统一，藩王权力不宜过大，主动放弃齐国官吏的任命权，交还朝廷；当时诸藩王的日常开销都由国库承担，司马攸认为食邑所得已足够承担开支，因此请求自给自足，减轻国库的负担。看到弟弟如此心系社稷、舍己利国，司马炎感动之余坚决不同意。兄弟俩推来推去，前后多达十几次，把天下人都感动坏了。
如果没有意外，当年司马昭与王太后的预感绝对不会成真，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俩将始终掩饰好心中的罅隙，戴着笑脸，把这一幕名叫“兄弟怡怡”的戏善始善终。
然而很不幸，意外还是发生了，“兄弟怡怡”变成了“兄弟相忌”，最终兄长不得不将弟弟逼迫至死。
这个意外就是痴太子司马衷。
司马攸比兄长小十二年，文帝死时他才十八岁，在朝中没有根基。文帝考虑以司马攸为嗣，主要是出于对景帝的怀念以及对幼子的疼爱。这种想法显然对社稷有害，所以贾充、羊琇一干人等纷纷反对，他们对司马攸个人并没有成见，如果论亲疏，贾充是司马攸的岳父，羊琇是司马攸的从舅（司马攸出继景帝，羊琇是景帝羊皇后的从父兄弟），他们拥立司马炎，完全是因为“国赖长君，不利冲人”。
但是随着司马炎在一天天衰老，司马攸也在一天天成熟，他被认为是宗室不世出的贤人。
因此，当太子是痴呆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般震惊朝堂，很多朝臣心里就开始琢磨了：谁当嗣君才真正合适？
从理论上讲，司马攸继承皇位丝毫没有障碍，他是景帝的嗣子，而景帝是宣帝司马懿的嫡长子，按道理这晋朝的皇帝就应该是司马攸，司马炎反而有篡位的嫌疑；
即使抛开景帝不论，光说司马攸以皇弟的身份继承皇位，也是有先例的，文帝不就是兄死弟及的么？太子是个痴呆，这江山社稷总得有人担当，国赖长君，让司马攸做皇帝才是正确的。
四、政变伤了皇帝的心
众臣怀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心思，便有了前面卫瓘等人的谏言。卫瓘的儿子卫恒是齐王司马攸的秘书，他们父子的立场可想而知，只是卫瓘为人谨慎，不敢明言拥立，只敢借酒装疯含蓄地进谏。
但也有莽撞的，比如河南尹向雄，官不大胆子不小，他对皇帝说：“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皇帝当时就怒形于色，这老兄也是个强项令，一看皇帝使脸色了，耍脾气撂下皇帝转身回家去了，回到家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闯祸不小，结果给吓死了。
朝中也有人始终坚持太子为嗣，比如说贾充、荀觊、荀勖、冯紞，还有杨骏、杨珧兄弟等人，其中贾充是太子的岳父，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前面说过，他们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太子的未来与他们休戚相关。
嗣君之争是国本之争，非同小可。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嗣位之争，而每一次争嗣都必定引起朝堂分裂。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官僚阶层内部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打击异己，或者纯粹为了自保，都会自动或者被动的卷入纠纷，选择阵营勾结成党，兴起党争。党争的后果大都严重并且残酷，轻则朝堂大换血，伤筋动骨一番，重则爆发内战，导致亡国。
这次也不例外，朋党之争再次披上嗣位之争的外衣，愈演愈烈。
与两汉曹魏不同，晋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曹魏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协助，因此，当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新朝堂的臣子全部是曹魏的旧臣，新朝堂的制度典章也几乎全盘照抄。
综上原因，晋王朝从来没有朝气蓬勃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得暮气沉沉，仿佛是积重难返的曹魏政权褪了层皮。后世的史学家都将魏、晋两个朝代合并在一起研究，称之为“魏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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