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司马允被追赠为司徒，按王的礼节改葬，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与父亲一起死于洛阳街头，于是齐王将自己的儿子司马超过继给淮南王，延续淮南王香火。司马超后来也在永嘉五年与司马范一同被俘，一同遇害。
既然楚王都平反了，那么对于常山王的处罚就变得没有道理，齐王于是恢复了常山王的封地，司马乂重新成为长沙郡王，升迁至骠骑将军，开府；由于同样的理由，在外流放了十多年的前东安王司马繇也恢复了王位，从带方（今朝鲜境内）那个苦寒之地回到洛阳，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
东安王司马繇回来了，他的仇家、也是他的亲兄弟东武公司马澹就倒霉了，司马澹此前依附贾氏、然后又依附赵王，现在终于被清算。不过清算的方式比较特别，由司马澹的母亲诸葛太妃出面告他不孝，然后以不孝的罪名将其与妻子一起流放辽东。
齐王接着重新分配政权。赵王迅速崛起又迅速覆灭，崛起之时就像洪水，清空朝堂填以杂物；覆灭之时又像退潮，卷走杂物留下一片空空荡荡，除了皇帝是现成的，文武官员都得重新选任。
齐王请出了被赵王废黜，又在勤王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琅琊王氏，由王戎出任尚书令、王衍出任中书令，王衍的族叔王彦被封为公爵，族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琅琊王氏的政治投机得到了丰厚回报，不仅收回失地尚书台，还首次占领了中书省。随着河东裴氏、太原王氏等豪门大族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失势，琅琊王氏俨然成为西晋第一高门。
前面几任执政者杨骏、汝南王、赵王，都通过大肆封赏，来换取朝臣的拥护，齐王不需要做这么低级的事情。齐王不像杨骏汝南王等人完全靠机缘巧合或者使诈取得执政地位，他刚立下不世功勋，威信犹存，这是原因之一；齐王让惠帝朝前期的一系列名臣出任要职，如乐广、刘暾、高光等人，他们已经无法再装清高，为了撇清与赵王的关系，表示自己是忠臣，他们只有积极的配合齐王，这是原因之二；齐王有一批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属，朝廷真正的权力中枢实际是齐王的大司马府，实权都操控在齐王以及他的军政府手中，朝堂只是一个摆设，所以无需取媚于朝臣，这是原因之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四、国事艰难
执政之初，齐王还是很被人期待的。比如那个精神状况不太稳定的平原王司马干就对齐王寄以厚望。齐王刚入洛阳时，宗室、朝臣纷纷准备牛酒犒劳齐王，司马干也在其中。不过老王爷行事异于常人，他没备牛酒，怀里揣着一串铜钱，对齐王说：“赵王谋逆反叛，你能兴此义举，你是有功劳的，这一百枚铜钱是给你的褒赏。但是呢，大势难居，你可要谨慎行事。”
过了几天，老王爷再次拄着拐杖找到齐王，对他说：“你可别学那个白女儿！”——“白女儿”应该是“柏女儿”的误写，司马干与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他们的母亲就是司马懿的原配张氏，张氏年老色衰后失宠，司马懿说她“老物可憎”“老物不足惜”，气得张氏寻死觅活。那时受宠的是柏夫人，赵王司马伦就是柏夫人的儿子。司马干母子忌恨赵王母子，因此称赵王为“柏女之儿”以示疏离与轻蔑——司马干专程跑来，目的就是告诫齐王低调收敛，别学赵王玩火自焚。可是后来齐王还是令人失望的身败名裂，死了，司马干哭得最伤心，他说：“宗室日衰，唯此儿最可，而复害之，从今殆矣！”
对于齐王最后的失败，《晋书》老调重弹，归结为个人道德不好，说他“骄恣无礼”，说他“临祸忘忧，逞心纵欲”，仿佛齐王只要提高道德修养，温良恭俭让，一切疑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当然是痴人臆语，晋朝的政治早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元康年间硝烟未起，贾、张、裴等人上下同心，也不过是勉力维持，减缓颓势而已，更何况如今天下鼙鼓频传、人心离散？司马懿再生只怕也是有心无力，齐王注定很难有所作为。
当家不易，柴米油盐事事关心，杂碎烦琐却又性命攸关，当国更是如此。齐王遇到的困难都不是凭着一腔热血，或者略使小诈就能够解决的，比如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洛阳没有粮食了。
洛阳本地的产粮能力十分有限，这里是京畿重地，寸土寸金，早已被王公贵戚瓜分干净。洛阳有京师庾仓，但这是国家仓廪，其积储来自全国各地。
晋代向洛阳输送粮食的产粮重地主要是淮南、淮北两地的军屯，还有豫州许昌的屯田。除此之外，关中、蜀中原本也是产粮重地，但两地是多战之地，之前有魏、蜀两国重兵对峙，之后又是叛乱迭起，粮食都在当地消耗；到元康年间情况更糟糕，兵祸与天灾使关中变成人间地狱，蜀中发生了叛乱，不仅难以自给自足，还要求朝廷从别处调拨。
所以洛阳只能从豫、扬两州取得粮饷。但是赵王篡位之后，洛阳被包围成孤城，豫州、扬州纷纷起兵，运粮的漕运被切断，双方交战两个月期间，整个洛阳都在消耗庾仓的存粮。
赵王覆灭，三王带来几十万军队，洛阳的人口一下子翻了一倍，而且这新增的几十万人都是吃粮饷的青壮士兵。三王在朝中角逐，军队久屯不散，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洛阳的粮食被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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