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官府是永远也不会承担生意上的亏空的，权力站在他们一方，做的是霸王生意。
所以官府做生意造成的亏本，最终只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官府做得生意越多，生意越大，老百姓亏得就越惨。
具体到《青苗法》上来，贷款的时候，官府为了自己的政绩，乱贷一气，根本不管能不能收回来。可到了收回本息的时候，又不肯接受任何一笔亏空，不接受烂账，就只有把利息提高到百分之三十，甚至是百分之四十。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地方有一万户人家，《青苗法》要贷出一万笔，其中赢利八千笔，亏本两千笔，这是最正常不过的生意，而且是赚大发了的生意。
但官府拒绝接受亏本的那两千笔，就提高利息，把这两千笔转嫁到其余的八千户头上。
这样一来，到了明年的时候，因为八千户人家已经有两千户被官府的霸王生意搞到破产，亏损已经上升到四千笔。官府继续转嫁，于是来年的生意亏损总数达到八千笔。
再过一年，亏损的笔数回落到两千笔。
那八千人脱贫了吗？
非也，那八千人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吊死在路边的树上了。
还剩两千人，他们要负担超过一万六千笔生意的亏空，除了也跟着大队人马去上吊，他们哪还有别的出路？
变法就这么失败了。
至少看起来变法是失败了。
保守派人士卷土重来，着手恢复旧政，搞着搞着，大家看出不对劲来了，尤其是反对变法最为激烈的司马光干出来的活，越看越有点不对头，再仔细揣摩揣摩，敢情，司马光做的事正是王安石当时干的。而且不惟是司马光，别的保守派人士也一样，都在干变法派人士的活。
这下子可乱了套了。
保守派人士和变法派人士就这样走到一起来了，彻底混淆了两个派别的阵营。现在已经没人能够弄得清楚谁是变法派，谁是保守派了。
最离奇的是，明明变法失败了，当初反对变法最激烈的司马光，甚至公开为王安石鸣冤。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无他，皆因这天底下的事情，最容易不过的就是指责别人的过失了，最难的就是让你自己来干了。王安石的变法是这也不对那也有错，既然都不对，那你们谁能够拿出一个既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又能让国家库府充实的方案来？
这个方案谁也拿不出来。
反倒是王安石的方案，大家左看右看，这不是挺合理的吗？
既然如此，那当初数以万计的悬梁而死的百姓又是谁逼的？
小人！
既然不能从体制上找原因，就只能归结到人性上来了。
再好的事情，让坏人来干，也干不出个好来。
经是好经，都是歪嘴和尚念坏了——这话我们现在还经常听到。
这个就是最终的结论了。
不管对错，反正现在大家都这么说，谁要是敢唱反调，大家骂也骂死你了。
王安石的变法，除了经济领域之外，军事上也搅和了进来。
时有建昌军司理王韶，客游陕西，访采边事，回京后上平戎三策，该三策大意如下：
结论：西夏可取。
对策一：欲取西夏，先取河湟。
对策二：欲取河湟，先取诸边。
对策三：欲取诸边，先做生意。
这边冷不丁冒出一个西夏来，不过对于西夏我们大家并不陌生，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虚竹小和尚，就是和西夏公主搞到了一起，小和尚搞西夏公主的故事很好玩，不过那都是金庸先生搞怪。事实上，西夏的公主非但没有被少林寺的小和尚搞过，相反，大宋反倒让西夏搞得惨兮兮。
说西夏把大宋搞到惨兮兮，这话一点也不假。早在宋真宗搞澶渊之盟的时候，西夏就没消停过，后来西夏出来一个英雄人物李元昊，改国号大夏，从此西夏人民站起来了，大宋人民闹心的时候来临了。幸好大宋和契丹两家罢兵言好了，所以当时的大宋把全部精力放在应付大夏胡搞上，名臣范仲淹当年就在边关领着大家跟西夏的兄弟们开打，还写词，曰：塞外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障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范仲淹老人家想家了，想去岳阳楼上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是李元昊兄弟这边没完没了，搞得范仲淹好不郁闷。
李元昊善于用人，比范仲淹高一筹。曾有两个书生混不下去了，就跑到边关，改名为张元、李昊，故意招摇过市，想吸引范仲淹的眼球，可是范仲淹没弄清楚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就没理会。俩书生就生气了，一生气就跑到了西夏，还是叫张元、李昊，这一次李元昊可没放过他们哥俩，立即封官给钱，从此之后这哥俩就死心塌地地帮着李元昊找大宋人民的麻烦。
西夏的兄弟们死缠烂打，是大宋君臣的一块心病，所以这一次王韶上平戎三策，立即引起了宋神宗的注意。宋神宗仔细一研究这三策，连声叫好，就让宰相王安石瞧瞧，王安石也没细瞧，就看到上面有做生意的建议，也跟着连声叫好，于是各民族兄弟就开始做生意了。
生意一做，就有了麻烦，麻烦来自于总有些兄弟太不要脸，硬跑人家地盘上去跑马占地，于是就吵架，吵急了就动手，搞到最后，王韶亲自出马，打进西夏，搞了个小规模的自卫反击战，大长了大宋人民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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