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10月26日深夜，奉天盖州利丰和商行雇用的“永丰财”号木制风帆商船，载运400余石青豆在盖州附近海面避风，不幸遭遇海盗，连船带货均被劫走。得到商人报警后，停泊在烟台驻防的“飞云”舰立刻由吴世忠管驾，开往洋面追剿，巡洋至山东乳山口时终于发现了被海盗劫持的“永丰财”。吴世忠奋不顾身，亲率大副林文和、二副柯国栋等带领水兵跳帮攻击，生擒吴添四、戴元等17名海盗，救回了商船，一时“飞云”之名威震北洋。(18)
美术作品：“飞云”舰。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
“伏波”级的第四艘军舰“济安”于1873年1月2日下水，尚未议及调拨时，1月13日，船政大臣沈葆桢大病初愈，在离别了近三年后重返船政，再担总理大臣之职。看到船政几年来在夏献纶主持下所获的巨大成绩，沈葆桢无限欣慰。但是沈葆桢的心情并没能够放松多久，当时各省虽然调拨走了一些军舰，缓解了部分养船的经费压力，不过留在船政的那些无处肯要的军舰如何供养，成为沈葆桢复任后的重大难题。经过反复思忖，沈葆桢终于又拾起了左宗棠当年的创想，以军舰揽货。
对此，沈葆桢并非完全照搬，而是略作变通，提出了一套新的设想。沈认为与其让军舰半年为军半年为商，弄得不伦不类，不如干脆指派几艘军舰专门用于运输招商，以让其他军舰得以专心服役、训练。经过与洋员监督日意格协商，决定首先将1872年10月23日开工，当时仍在建造中的“伏波”级的第五艘军舰，船政第十二号轮船“永保”号立即叫停，完全按照西方商船的设计进行改造，准备将这艘船用于商运。
由于舰体事实上已经成型，船政对“永保”的改造主要是在露天甲板上增加首尾楼作为住舱，以此挪出露天甲板下的居住空间，加大货舱容量，“将房间移作上层，俾中舱、底舱地位宽阔，多装货物，以便招商”(19)。除了外形上增加了首尾楼，和撤除武备等改造外，其他诸如主尺度、吨位、轮机型号、航速等并未变化，因而仍能算是“伏波”级的一员，不过属于非常特殊的改型。
感觉改造一艘彻头彻尾的商船尚不敷用，沈葆桢另外上奏将此后将要续造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号三艘原本也是“伏波”级的150马力轮船，全部按照“永保”改造后的样式进行建造，分别命名为“海镜”、“琛航”、“大雅”，都是略有几分文秀气息的名字，计划调拨给刚刚创建的轮船招商局使用。
比沈葆桢重返船政晚了一天，1873年1月14日，李鸿章一手创议、推进，旨在开拓中国航运事业，“分洋人之利”，“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设立。当年轮船招商局通过江海关等途径，先后从香港、伦敦等地转购了“伊敦”、“代勃来开”（Daybreak后更名“永清”）、“利运”（与后来北洋海军的“利运”同名）、“泼利克有收”（后更名“福星”，与福建船政的炮舰同名）四艘商船，以作为主要运力。(20)
由于这些船只大都规模较小，而且当时只有“伊敦”一艘近在香港，能够在短时间内就抵沪投入航线运营。与怡和等在华外国航运公司相比，初期的轮船招商局可谓实力极为单薄。为了从速扩充轮船招商局的船队，李鸿章在申请创设轮船招商局时就称应当从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的船只内领用。与因为剿灭太平军时，淮军擅自越境进入过自己势力范围的浙江为由，而终生视李鸿章为大敌的“死党”左宗棠不同，沈葆桢和李鸿章的合作却渐渐默契起来。经过和李鸿章协商，最终议定除第一艘“伏波”级改造商船“永保”留用船政外，后续新造的“海镜”、“琛航”、“大雅”三艘全部拨付招商局使用。不用花费任何购舰、造船经费，只要负担船员的薪水和船只养护，一夜之间轮船招商局平添了三艘千吨级的商船，运力顿增。对此，当时上海的西方媒体不无嫉妒。“我听说福州当局把三只福建船政建造的最大轮船免费转交给招商局，这样就可不付佣金。这项馈赠当然大有助于招商局，使他们可以用比已经减低到最低限度运价的外国对手还要低的运价运营，而且这样还有利润。”(21)
1873年8月10日，第一艘“伏波”改型商船“永保”号顺利下水。10月19日进行航试，测得航速10节，与作为军舰的前四艘“伏波”级没有多少差别。半个月过后，11月8日，“海镜”舰下水。(22)1874年初，第三艘改造舰“琛航”下水，“大雅”则在紧锣密鼓地建造。值得一提的是，“琛航”舰的首任管驾是南洋华侨林国祥，即甲午战争中“广乙”舰管带，是为船政学堂第二名毕业后担任管带的学生。
就在此时台海风云骤起，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为了海峡联络和军队、物资运输，除了原定“永保”留在船政听用外，经过和轮船招商局商议，先将“海镜”调拨招商局，“琛航”则暂时留用台防运输，待台湾事定后再拨付招商局。至于最后一艘“大雅”，1874年5月16日下水后，很快也用在台防运输，因而实际调赴轮船招商局的只有“海镜”一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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