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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造舰船志_陈悦【完结】(84)

  见习生在“通济”舰6寸口径主炮位上的留影。

  财力窘迫的福建船政设计这艘军舰时,根本没有考虑相关的武备配置问题,北洋出钱领养之后,直隶总督王文韶表示所需武备将“由北洋运配”。根据清末海军时代的档案显示,北洋为“通济”选配的火炮包括阿姆斯特朗6英寸40倍口径速射炮两门、克虏伯120毫米35倍口径速射炮五门、哈乞开斯57毫米口径单管机关炮七门、哈乞开斯37毫米口径单管机关炮八门,此外另配有毛瑟步枪和中国造五连发步枪各四十支,总体火力较为凶猛。之所以直隶省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凑拨出如此数量的速射舰炮,推测大部分属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应急向国外购买的武备。(8)

  上述火炮从直隶省运至船政,根据火炮的安装需要再由船政对“通济”船体做必要的改造。从后来展现出的具体形式看,“通济”舰火炮的安装方式较为老套,和船政的“开济”、“广乙”级巡洋舰类似。虽然采用了首尾楼布局,但并不在首楼甲板上沿船体中线布置前主炮,而是把两门6英寸炮分装在首楼之后主甲板两舷的大型耳台内,以获取可以同时向舰首方向射击的效果。“通济”的副炮也大量使用耳台布置法,从安装主炮的大耳台向后到尾楼之间,主甲板两舷各加装两座小型耳台,分装四门120毫米克虏伯速射炮。剩余的一门120炮则装在尾楼顶部甲板上充当尾炮,这一方式和“开济”级军舰如出一辙。北洋运送来的大批哈乞开斯机关炮,被用于见缝插针,填补主副炮火力顾及不到的真空地带,诸如首楼顶部甲板、两舷耳台之间的舷墙上,都装有这类火炮。

  “通济”舰上的指挥建筑也和“开济”、“广乙”级军舰的布置方法相似,在两座6英寸炮耳台之间的主甲板中部设有一座装甲司令塔,司令塔上方建一层飞桥甲板,上设木质驾驶室,驾驶室顶部另有一层甲板。军舰后桅附近设有一间海图室,上设露天指挥台,装备罗经等航海仪器,台下近旁布置备用人力舵,共同组成军舰的备用指挥、操舵系统。

  民国时代某次操演中,水兵在操作“通济”舰的120毫米副炮。

  “通济”的各项建造工作在1896年下半年完成,当年9月15日,“通济”舰整饰一新,新上任不久的船政大臣裕禄率领船政官员登上军舰,由船政军官王以彰指挥操作驶出马江进行航试。“通济”出海后,在马祖岛附近进行测试,测得轮机每分钟84转的速度下,军舰航速为11.5节,虽未达到设计目标,船政方面表示“再用上等白煤,每点钟当能行十三海里”,遂告航试成功。(9)

  当天傍晚,“通济”驶返马江,王文韶派来的原北洋海军“平远”舰管带李和从船政接收了军舰,成为“通济”舰首任管带,舰上共配官兵250人。一切交接结束,“通济”便鼓轮北驶,开往天津,与此前调往北洋的船政军舰“福靖”,以及北洋海防刚刚接收不久的外购军舰“飞霆”、“飞鹰”,成为了复兴海军的奠基石。

  希望之舟

  甲午战争结束时,天津水师学堂、颐和园昆明湖水师学堂以及威海刘公岛水师学堂各有一班学生恰好毕业。因为海军编制被撤销,这批新进的海军人才顿时无用武之地。1896年“通济”舰北上来归,王文韶即命令所有上述学堂毕业生和往届未分配的温习生全部登“通济”舰实习,学习舰课。(10)该批学生中的吴纫礼(民国北京政府时代曾任海军部军械司司长)、杨敬修(清末海军时代曾任“飞鹰”、“海琛”管带,民国初年任练习舰队司令)、王崇文(民国时代任海军部吉黑江防筹备处处长)等,都是后来海军中的知名人物。

  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开始统一全国海军建设,根据肃亲王善耆的奏报,当时全国堪当练习舰的军舰共有“通济”、“镜清”、“超武”、“保民”四艘,原在北洋的“康济”舰已经出列不见。鉴于后三艘都是舰况较老的军舰,难以堪当出海训练的重任,实际上是由“通济”一艘在扮演海军军官海上摇篮的角色。海军部设立后,“通济”被分列在海军主力舰队——巡洋舰队,是该舰队内唯一一艘训练舰,时任管带蓝建枢(原北洋海军“镇南”蚊子船管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萨镇冰率海军“海容”等主力军舰开赴武汉协同陆军镇压民军起义时,“通济”被紧急调派,负责在武汉与上海舰运输物资补给,后随着海军主力起义,也归附革命军,民国时代首任舰长为葛保炎海军上校。

  袁世凯民国北京政府主政伊始,海军总长刘冠雄着手海军的各项制度正规化建设。其中为加强全军教育起见,于1912年将原设南京的前清江南水师学堂更改为海军军官学校,作为民国海军军官深造的高等院校。“通济”舰虽在编制上附列民国海军第一舰队,但被特别指定为海军军官学校专用练习舰,命令整个海军所有未经历练的舰上人员分批全部派赴“通济”舰进行轮训。(11)次年更正式谕令全军,“嗣后非在练习舰练习完全者”,将直接影响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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