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渠梁，秦孝公，这位相当于我们今天90后年纪的君主，他最深层的困惑在哪里？
就在秦国的体制上。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时代。所谓革命，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框架的彻底更新。春秋末期以来的动荡史，其实是一场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大革命。平民的参政欲望、平民在经济上自主的要求，与强势大夫家族对政权的追求形成了合谋。
相对于贵族阶级的腐败保守，新兴的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经济发达，战力大增，国家也就强盛起来。
因此，改革是一个国家的内在要求，尽管很多国家是被大势所迫。
秦国的改革，却不那么容易。六国的改革派君主可以依托平民，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击破松散的贵族政治联合体，而秦国有现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却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因为组成这个中央集权的主体，就是贵族本身！
嬴渠梁想必是为此惶惑了许久，到他即位的那一天，如何破局早已成竹在胸。他采取的办法，在意识形态上是“祭起先祖”，在切入点上是“引进新的官僚血液”。
他要给整个中央集权换血。
他实际上是一个被大时代推出的英雄。
他的改革，既然是违背老世族利益的，那就要另有依托。主要依靠的群体有两个，一是民众，二是军人。所以他一上台，首先做的是广布恩惠、救助孤寡、招募战士，确定因功受奖条例，这样就形成了改革的群众基础。
有了民众支持，他马上就发出《求贤令》，以呼唤“穆公霸业”为意识形态大帽子，行官僚队伍大换血之实。
这个改变了华夏命运的《求贤令》，现全文照录如下：昔我缪公（即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见《史记·秦本纪》）
这条命令，把招贤的对象确定在“宾客群臣”范围内。所谓“宾客”，就是山东士子，地位排在群臣之前，可见秦孝公的用心。
《求贤令》一出，果然山东士子闻风而动。这就引出了一个比秦孝公还要伟大的人物——商鞅。
商鞅原是卫国人，是卫君小老婆的后代（雅称“庶孽公子”），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他后来被秦孝公重用后，受封为商君，因而后世称他为商鞅。
商鞅自幼好学，曾师从博学的鲁国人尸佼。《史记》上说他“少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就是初期的法家学说。可以说他各家学说都通，但真正膜拜的还是法家理论。
学成后，他痛感卫国（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日渐衰微，不足以施展才干，就去了西边的魏国。当时魏惠王想争霸，重用法家人物公叔痤，任其为丞相。商鞅迷恋法家，就投奔到公叔痤的门下，做了个相府的小官——中庶子。
公叔痤对这个落魄的白衣公子印象颇好，临终前，把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说此人可接替自己为相。
魏惠王嫌商鞅年少位卑，没有吭声。公叔痤就屏去左右，说：“大王若不用卫鞅，就宰了他吧，勿使他走出国境！”
魏惠王应了一声，就走了。
出门上了车，魏惠王长叹一声：“唉，公叔怎会病成这样子，叫我把国家托付给卫鞅，岂非荒谬？”
过后，公叔痤想想又不忍，转过头来，把这事告诉给了商鞅，让商鞅赶快逃命。
商鞅笑笑说：“大王不能听您的话用我，又怎能听您的话杀我？”
商鞅没逃，果然也就没什么事。
就在他干得没滋没味的时候，秦孝公的《求贤令》传到了魏国，商鞅立刻抓住机会，打起背包就出发，西出函谷关，到了秦都栎阳。
他这一去，就成了千古留名的人物。不仅如此，他后来所做的一切，直接影响了华夏政治文化的最后定型。
开辟大一统帝国的秦始皇，其灵魂就是商鞅。
而后来开创了华夏帝国范式的汉朝，不过只是“汉承秦制”。再后来的唐、宋、元、明、清，不过只是改朝换代。
真正的革命是在商鞅的手中完成的。
我们的命运是在商鞅那个时代就被决定了的。
商鞅这个奇峰突起的青年政治家才是我们真正的政治精神之父。他的白衣之袖掠过的微风，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得到！
第九章震烁古今的《求贤令》（2）
商鞅到了栎阳之后，绝非像《大秦帝国》电视剧里演绎的那样神气活现，而且秦孝公也不可能未卜先知，做好了迎接这位神人的准备。
商鞅入秦后，估计是潦倒得够戗，不管他的祖先是卫国的什么公子，他都只是一个无职无权的草根知识分子。公叔痤给的那个“中庶子”职务，据考证，要不就是个小官儿，要不就是“干儿子”之类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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