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跟上次伐西周国一样，诸侯还是不敢来救。秦军抵达东周国都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时，东周国君闭门守望了好些天，也没见有一兵一卒来援，伤感至极，只好将城门大开，率百官匍匐于地，他本人脖子上还套上了绞索，以示知罪。
吕不韦把东周君关进囚车，把宫中器皿与所属7县的图籍一块儿装上车，运回了咸阳。吕不韦还向庄襄王建议：不要杀掉这可怜虫，把他迁到阳人（今河南临汝西），盖一个祖庙让他祭祖宗，这样周人就不至于断了香火。
吕不韦的这个建议体现出，他与一味斗狠的商鞅、范雎很不一样。他认为即使再狠的政治也要讲仁义，有了怀柔的一面，所遇到的抵抗就会小得多。
这期间，在吕不韦的主政下，秦国又开始了因邯郸之败而停顿了下来的东进。
从秦穆公起，秦国政治就有一条规律，只要山东各国给秦国送来一位干练的首席文官，秦国就会出现飞跃式的上升。这规律屡试不爽。
这又是一轮旋风般的进击。庄襄王元年，就在拿下东周国的同时，秦派遣大将蒙骜伐韩，韩只得献出成皋、荥阳（均在今河南荥阳）。这一来，秦东部的边界，就已逼近了魏国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国在这个新边疆，设置了三川郡。对于这个位置，读者们可能还有印象，就是秦武王做梦都想来的地方。
第二年，趁赵、魏两国北上攻燕，后方空虚，蒙骜又率军攻赵，平定太原。
第三年，蒙骜接着攻魏的高都（今山西晋城北）、汲县（今属河南），又攻赵的榆次、新城（今均属山西）、狼孟（今山西孟曲北），大军席卷了赵国西北部的37城。
另一路秦军，由王龁带领攻韩，夺回了上党郡，又在赵国故地初置太原郡。
这个态势，我们都能看明白，还是“远交近攻”。
但在接下来谋夺大梁时，秦军却暂时受挫。
魏安厘王在情急之下，把信陵君请了回来，拜了相，又给了兵权。当年因“窃符”事件两人结下梁子，信陵君就一直客居在赵国。
信陵君因为救邯郸而天下闻名，有他做号召，这次回国果然纠合起了赵、韩、楚、燕，组成了五国联军以抗秦。这在当时，堪称是了不起的壮举。
庄襄王见大势不好，急令已进军到大梁附近的蒙骜赶紧撤回，又增兵函谷关严防死守。
就在秦军回撤的路上，与联军发生了激战，结果被联军抄了后路，蒙骜大败，逃回函谷关。联军赶至关下，与秦军僵持了一个月，终究不能奈何秦国。
吕不韦在战败后并未气急败坏。他分析了局势，知道灭国的事还是要悠着点来，于是对蒙骜仍重用不疑，感动得蒙骜发下毒誓：“再攻韩，非死必胜！”
然后吕不韦就使出离间计，派使者到魏国去散布：信陵君威望这么高，完全可取魏王而代之。
凡是领导，百分之百都怕这个，只要有了这种舆论，再忠心的下属也坐不稳位置了。安厘王果然上当，夺了信陵君的相印、虎符。信陵君气不过，也就花天酒地、不再上朝，哥俩儿又闹掰了。
三年之后，信陵君就死了，秦国就此少了一个最危险的敌人。
吕不韦的这一招，采取的是“促使对方犯错误”之术。在失败之后，这一招很有用，比急于反扑要有效得多。
第二十一章《吕氏春秋》是伟大的治国纲领（3）
他的武功如此，而在文治方面，更是大有可圈可点之处。
吕不韦执政之初，采取了“修先王旧臣，施厚德骨肉，而布惠于民”的办法，第一照顾好老干部，第二笼络住利益集团，第三让老百姓得实惠。这个组合拳，真是千古明智的统治术。
吕不韦在短短几年中做的这些事，为后来嬴政上台铺平了道路。
其实几乎所有的客卿，都是对得起大秦的，吕不韦也是一样。
前面说过，秦国的政治自他执政后，在原有狠辣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柔和的成分。
吕不韦还一反过去魏冉时期封闭的人才政策，向六国敞开大门。他养的门客，多至3000，各家各派的信徒都有，囊括了儒、道、法、兵、农、占星、阴阳、纵横等流派。其中有一位，就是后来为秦统一六国立下大功的李斯。
吕不韦在思想上的宽容，使得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建立了一个集当时智慧之大成的意识形态体系。
他借助这些“外脑”，开始考虑如何统一、统一以后又如何进行长久统治的问题。打天下，不难，因为要打的对象已经烂掉了；而保天下就难了，因为是自己要开始烂了。
这些思想智慧，就集中在他组织门客编写的杂家着作《吕氏春秋》里。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有很多论述涉及政治学，但此前没有一部是有组织地为建立一个大帝国而准备的。《吕氏春秋》的编纂，开了实用政治学的先河。
诸子之书各有擅长，像《吕氏春秋》这样融汇各家理论的，绝无仅有。
以前，学人多嘲笑吕不韦不学无术，搞了这么一个杂拌儿出来，而以现代眼光来看，这恐怕是我国最早的自由主义着作。
《吕氏春秋》在后世的地位一直不高，估计是知识分子因憎恨秦始皇“残暴”而株连到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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