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的。”千惠子轻轻地摇了摇头，嘴角边微微地露出一丝笑容。杨度看得出那笑容依然是戚戚的，全不是往日的姹紫嫣红。
“外祖父说，杨君虽是文人，却是将门出身，来日本求学，仍不忘随身携带腰刀，可见他不忘家风的本色。现在腰刀还给了我们，我们不可让他空手回去见家人。于是外祖父请人照着原来的腰刀一模一样地再打造了一把，并在刀柄上也安上了七颗宝石。”
杨度低头看刀柄，果然上面也照着北斗七星的图形布上了七颗宝石。
“这七颗蓝宝石是外祖父年轻时在印度孟买带回来的。外祖父在孟买经商三年，积攒了十根金条。临回国时考虑到十根金条易招人注意，就把它换成十二颗蓝宝石，将它们藏在棉衣里面，安全带回了日本。外祖父说，这十二颗蓝宝石现在至少可以换得五十根金条，挑七颗嵌在刀柄上送给杨君，日后缓急之时可以派点用场。”
瞬息之间，这把腰刀在杨度的手里变得异常沉重起来。如此贵重的礼物，他觉得受之有愧，遂双手将盒子举过头顶，然后向千惠子平移过去，说：“滕原家族的心意我祗领了，但这个礼物我不能接受。”
千惠子盯着盒子，叹了一口气说：“若是因为这七颗蓝宝石价值二三十根金条的原故，你就不收这把腰刀，那你岂不是把金钱看得太重了吗？整个滕原家族的财产都不能动摇你的心，这区区二三十根金条算得了什么？它只不过是外祖父借此略表心意罢了！”
杨度听了这句话后心中十分羞愧，高举的双手不自觉地低垂下来：“你说得对，我不应该拂逆了老人家的一片心。好吧，我收下了。”
这时杨度想起了自己要送的礼物，忙将身边的纸筒拿起，也用双手递了过去：“这是素日挂在东京寓所的那幅《湖南少年歌》，你喜欢它。刚才见到你之前，我正拟托梁启超先生转送给你，现在我亲手送给你。今后，愿你见到它就如同见到我一样。”
千惠子将略为松开的嘴唇再次抿得紧紧的，一声不响地将《湖南少年歌》接过，拿起原先包鲤鱼盒的锦缎慢慢地把它包好。她端起茶盅来浅浅地呷了一口，说：“刚才这把腰刀是外祖父送给你的，我匆忙之中没有给你准备礼物。那天我陪孙中山先生来看你，你给我唱了一曲中国古乐府，我把它牢记在心里。现在我唱一遍给你听听，也不知唱得准不准，权且表示我的一番心意吧！”
千惠子说完，轻轻地哼了起来：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曲古老的中国乐府，此时此刻，此景此情，从一个东瀛纤弱女子的口中唱出，声调虽不太准确，旋律却分外的凄婉，真好比冬雷震震，夏雪霏霏，震天撼地，动人心魄。千惠子唱了一遍又一遍，如阳关三叠，如悲秋九重，直唱得杨度的五脏六腑都翻腾了起来，泪水再也不能控制，流湿了衣襟，流湿了膝边的榻榻米。泪眼模糊之中，美丽的千惠子与美丽的樱花树渐渐地重叠起来，再也分不清哪是千惠子，哪是樱花树了……
五 丁未年北京城，政界风潮迭起，动荡不安
田崎丸一路顺利抵达上海码头，杨度兄弟上岸后住进章士钊的译书局，拟在上海盘桓几天。谁知第二天午后，一个湘潭籍的小商人送来一封急信。这信原是托书局寄往日本给杨度的，出乎意外地在书局巧遇杨度本人。杨度拆开信一看，不觉惊呆了，原来是病了两年多的伯父十天前在老家去世了。伯父对杨度兄妹恩重如山，兄弟俩遂连夜离开书局，乘轮船经南京到汉口，再由汉口换小火轮过洞庭湖抵长沙。在长沙也没有歇息，第二天傍晚便心急火燎地赶到了石塘铺。兄弟俩在灵堂前向伯父遗容恭恭敬敬地跪着磕了三个头之后，杨度以杨府兄长的身份担负起料理丧事的重担，摆酒待客，开吊出殡，把丧事办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
安葬伯父后，兄弟二人又去云湖桥拜会了老师。见湘绮师健朗如昔，弟子们心中喜慰。杨钧暂时留在家里陪伴母亲。杨度来到长沙，与梁焕奎兄弟以及长沙城里的头面人物谭延闿、胡子靖等人商量筹办湖南宪政公会的事情。大家公推杨度为会长，杨度爽快地接受了。
梁焕奎又礼聘他为华昌锑矿公司的董事，每月送他三百银元。杨度想起多年飘泊无暇谋利，家中老母幼子的衣食都不可不管，于是也答应了。
不久方表也从东京回到长沙，又成为杨度的得力助手。杨度倾全副精力于湖南宪政公会的活动，同时又与江浙、湖北、广东等地的宪政团体积极联络，把长沙城里的立宪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正欲北上京师，在王公贵族之间广为宣传立宪，谋求他们的支持，促使早开国会早行宪政的时候，不料京师政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表象是两个重要的疆臣即直督袁世凯和湖督张之洞上调中央，而实质则是清廷政局的进一步混乱腐败。
清王朝从它入关建立全国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存在着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巨大矛盾，那就是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随着清末国势越来越危阽，满汉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庚子年间的军机大臣刚毅有两句颇具代表性的话：“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这说明满汉两族那时已处于水火不容的地步。当孙中山、黄兴等人组建会党，公开揭橥“革命排满”的旗帜，声势日益浩大的时候，满人已觉惶惶不可终日了。以慈禧为总代表，以醇亲王载沣、陆军部尚书铁良等少年贵胄为急先锋的满洲亲贵大员，打着立宪幌子，借改良官制之机，力排汉人，引起了汉族官员的普遍不满，一时北京城各大衙门内满汉司员见面竟互不说话。这不仅是有史以来中国官场、甚至也是世界官场上从没有过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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