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走走停停，五天后才到达汉口。武汉三镇的战事虽早已停止了，但一个月来的战火已把这座中南重镇烧得不成样子了。映入眼帘的尽是断垣残壁、废墟荒冢，街道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市面一片萧条。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市民，蜷缩在墙边树下，架起铁锅烧火煮饭。杨度看在眼里，很觉得过意不去，心想：这便是战争造成的后果，倘若不用这种暴力革命就达到立宪救国的目的，岂不可以免去老百姓的许多苦难？战火不能再起了，更不能蔓延！
昔日繁华的汉口镇居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客栈来接待谈判团，北洋军前线统领冯国璋只好将他们安置在英国租界内。因为风闻孙中山将挟巨资从美国回国，前一向在汉口开会的代表们都离开汉口，乘船东下上海去欢迎孙中山，顺昌洋行空了下来。于是北方谈判团就住进去，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英租界没有受到战争影响，洋行里又全是西式摆设，从北京来的大员们很觉得满意。
次日上午，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派原共进会领袖、现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过江来迎接。人们盛传孙武是孙文的弟弟，谈判大员们也信以为真。大家都怀着好奇的眼光仔细端详这位大革命家的兄弟，纷纷向他献殷勤，套近乎。后来得知孙武就是汉口人，与孙文毫无关系，于是又都很失望。
武昌阅马厂原谘议局衙门，现在成了湖北军政府办公之地，黎元洪在这里为北方谈判团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席。尽管武昌城许多老百姓已断粮断炊，但接风宴席上却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鄂省的头面人物，无论是革命军中的新贵，还是原主君宪的谘议局议员，以及革命起后没有来得及逃离转而拥护军政府的前朝命官，都济济一堂。大家不分革命先后，也不分南方北方，频频举杯，互相敬酒，预祝会谈成功。仿佛干戈早已化为玉帛，南北已经亲善，融为一家子了。
谈判的地点选定在上海，且黄兴等人已离开武汉，黎元洪又是一个武人，一向不善言谈，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人在革命党中原本没有多高的地位，所以武昌的会见实质上只是应酬而已。吃过饭后随便聊聊天，闲谈闲谈，轻轻松松地将一个下午打发过去了。晚餐又是大鱼大肉地嚼了一顿。黎元洪派人四处找戏子来唱堂会。打了一个月的仗，戏园子都关了门，找不到名角，便只得拉了几个唱楚剧的来应付。这楚剧是江汉一带的地方戏，如何能跟京师的皮黄相比，谈判大员们一个个听得没精打采。有年轻的随员耐不了寂寞，便悄悄地打听还有没有正在做生意的妓院。军政府的接待人员满脸堆笑地答应：“好说，好说。那种地方人多眼杂，不太方便，武昌城里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明晚去叫几个来陪陪各位大人。”
杨度见此情景，忙对唐绍仪说：“少川兄，武汉不要久留了，最好明天就开船。”
“这里是不能久停，明天走吧！”随从们的表现和已独立的武汉的面貌都使唐绍仪很失望。“皙子，这次谈判不能指望他们那些人，你我都是项城的老朋友了，即使不为国家，就为酬答项城的知遇之恩，也不能像他们那样。你与革命党的领袖们都熟，到上海后，我这个总代表一切都还要仰仗你。”
杨度说：“我会尽力而为的。”
航行顺利，两天三夜后抵达上海码头。着一身深色西服的伍廷芳率领一批人早已恭候在黄浦江码头上。伍廷芳虽然六十多岁了，却红光满面，精神很好。
上海城的光复似乎来得很容易，只在制造局打了半天的仗，革命军便控制了上海的局面。除几个大衙门换了人马外，其他一切依旧。城市完好无损，市面繁华如昔。老百姓没有受任何惊骇，一夜之间便从奴仆变为主人了。只不过是光复一个多月了，除开革命军中的大小头目们分到了革命成果外，这些主人公们似乎还未得到丝毫实惠。
北方谈判团下榻在外滩一家豪华的法国人开的大饭店里，享受着高规格的接待。在各处观光了几天后，南北两个谈判团开始坐下来，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会谈。
杨度不参加正式谈判，而是私下频频拜访革命军中的旧日朋友。有时他也和汪精卫一起去，但通常都是他一人单独前往。
南北会谈并不顺利。由伍廷芳牵头，有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胡瑛参加的南方谈判团是一个强有力的会谈团体。他们个个新学知识丰富，能言善辩。以唐绍仪为首，由杨士琦、章宗祥、傅增湘、张国淦等人组成的北方谈判团，不是谈判桌上的对手。他们知道袁世凯有独断专行的个性，便常常用电报请示远在北京的总理大臣。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他们自己在谈判桌上的信誉，也使得整个谈判进行得艰难。
南方谈判团提出和谈的基础在于双方都赞成实行民主立宪制度。唐绍仪说他个人赞同，袁项城也不反对，但国体问题重大，宜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南方同意唐的意见。于是唐电请示袁。袁请皇上颁旨召开国民会议，但载洵、毓朗等皇室成员坚决反对。此事便胶住了。
以后，南北双方还进行过四次会谈，涉及到了一些具体问题。例如，谈判期间清政府不得提取已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洋款，以及国民会议代表的组成方式等等。但会谈成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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