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对他父亲最为清楚，十省国民代表会议的表决固然给他带来欣慰，但严修一席话给他造成的心病，不是这帖药可以彻底医治好的。袁世凯最看重的是洋人的态度，洋人中他又迷信德国、英国和日本。德皇威廉二世关于帝制的建议是他动心的起因，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亲密友谊，使他相信可以通过朱尔典得到英国政府的帮助。对于日本政府所提出的二十代条无理要求，委屈接受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换取这个东洋强国的支持。德国现正忙于打仗，自顾不暇，无心管中国的事，这是袁世凯所知道的，近一段时期，他关注的是英国和日本对此的反应。袁克定的手里正是拥有此法宝。
一件是德国驻英国使馆代办，袁克定那年在德国治腿病时所结交的好友施尔纳，日前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他拿出给父亲看。袁世凯不识德文，叫儿子把大意讲一下。袁克定说，施尔纳的信是这样写的：英国国会议员向外交部提出责问，说外交部对华政策不妥，不应插手中国目前关于共和与帝制之争。外交部发言人说，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合法政府，它正面临着国体重新选择的问题，大英帝国政府严守一贯的立场，即尊重他们的选择，政府没有今后也不会插手其间。
袁克定告诉父亲，施尔纳通报这个情况后指出，这是英国政府支持中国改行帝制最明朗的外交语言。果然，袁世凯听了这话后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第二件是前两天收到的来自日本的《东京日报》。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略识日文。他拿过报纸自己看。头版头条登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最近对新闻界的讲话。大隈重信说：中国国民的政治思想极为贫乏，对于究竟应该实行君主制或共和制，均在所不问，只要国内和平生活安定即可满足，因而大多数人民对于恢复帝制事必不反对。又说袁世凯不失为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致引以为怪。
德国代办的信和日本首相的讲话给袁世凯一颗定心丸。他对儿子说：“英国、日本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严范孙先生的劝告也有道理。我今天上午已命杨士琦去参政院宣读了我就时局对全国的宣言，其中主要说的就是国体一事。这是宣言的副本，你可以看一看。”
袁克定拿过副本迅速地浏览了一遍。大部分话都是老生常谈，实质性的话只有几句：“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如急邃轻举，恐多障碍，本大总统有保全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
“父亲，”袁克定说，“儿子以为这不碍事。宣言尽可公之于报端，到时各省都一致投票表决赞成帝制，那时父亲再发表一个宣言，说俯从民意，顺应舆论，不得已勉为其难做皇帝就是了。”
袁世凯的顾虑基本上打消了，他吩咐儿子：“你们去办吧，要多注意国际动向。”
有了父亲这句话，袁克定的气势更壮了。他想：严修的话只是对父亲当面说的，影响不大，影响大的是杨士琦在参政院代读的时局宣言。如果此时不表示一个破釜沉舟的坚决态度，那么筹安会、请愿联合会以及各省的心腹们便会由怀疑而产生动摇，由动摇而导致分裂，即将到身的龙袍便会给吹走。不行！必须消除不良影响，鼓舞士气，乘胜奋进，直到把中华帝国建立起来为止！”
第二天，袁克定召集杨度、孙毓筠、梁士诒、张镇芳等人在北海离宫开会。袁克定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办共和办了四年，弊病丛生，国不安宁，有识人士在碰壁后终于明白君宪才是中国真正应当选择的国体，筹安会诸君子发起学术讨论，经过辩论，道理越来越清楚。请愿会诸君子发动京师各界及普通百姓行动起来，为请求君宪早日实行而敦促政府诸公。各位都很辛苦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不料在我们并力奋进之时，有心怀叵测之徒攻击君宪，危言耸听，企图混淆是非，扰乱视听，死命保住共和僵尸。这些人不惟是总统的敌人，也是我们全体人民的敌人！”
袁克定说到这里，气上胸头。他站了起来，戴着白手套的右手支在精光闪亮的德国造不锈钢拐杖上，左手挥舞着：“杨士琦在参政院代读的宣言，不是对君宪制的否定，而是总统对我们的告诫。告诫我们要审慎，不能轻举妄动。大家要理解总统的心情。总统受全民所托，肩负国家的安全，这副担子有多么沉重！何况国体是一国之本，牵涉到全局，不仅于我们自己切身有关，而且世界各国也都在密切关注着。总统怎能不慎而又慎？”
杨度、孙毓筠不住地点头，梁士诒沉着脸，张镇芳悠闲地抽着雪茄，其他人都懔然听着。
“所以，大家不要被宣言书上的话所疑惑，以为总统改变了主意。我明确地告诉各位，总统昨天亲口对我说，他是全国人民的公仆，他尊重全国人民的意愿，倘若全国人民都要求实行君宪，都要求他做皇帝的话，他一定要接受这个意愿，改行帝制，亲登大位。”
杨度脸上露出了笑容，其他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袁克定加大嗓门继续说：“我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一是已有十个省打来了电报，这十个省的人民一致赞成君宪，拥戴总统登位。二是英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都有权威讲话，支持中国自己的选择，不干涉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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