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弟兄受到了乡试成功的鼓舞，当年秋天，他们就前往京师 （今北 京）应第二年的会试，但是，二人都是名落孙山。
宋应星弟兄决定下次再去参加会试，为了作好应试准备，他们就前往江 西九江府古老的白鹿洞书院进修，当时任洞主的是著名学者舒曰敬 （1558— 1636）。
舒曰敬，字元直，号碣石，南昌人，公元1592年中进士，是个有成就的 教育家。他的学生涂绍煃、万时华、徐世博、廖邦英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 江西学者。
公元1619年，宋应星弟兄和舅父甘吉阴进京会试，但二兄弟仍未及第， 但他们以为第三次可以成功。
公元1623年，宋应星第兄第三次进京会试失败。
公元1627年，宋应星弟兄第四次进京会试失败。
公元1631年，宋应星弟兄第五次进京会试失败。
这时，宋应星已45岁，宋应升已54岁，他们的宝贵的青壮年时间，就 这样消磨在科举上面。从此他们绝了科举之念。
虽然宋应星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但这五次水陆兼程的万里跋涉， 并不是一点意义没有。在这些长途旅行中，他打开了自己的眼界，扩充了社 会见闻。沿途他们经过了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北等省的许多 城市和乡村。沿途他有机会在田间、作坊从劳动群众那里调查到不少农业和 手工业生产技术知识，为后来写作《天工开物》等书作了准备。没有这些经 历，他就难于写出这些著作。
宋应星也在几次进京会试途中耳闻目睹了明末社会的现实情况，这些情 况不容易在书本中了解到，只有到基层做细致的社会调查，才能真正观察和 体验到明末的许多腐朽的社会现象，掌握到更多的实际资料。
这时候，社会矛盾激化，尤其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土地兼并 越演越烈，赋税繁重，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城市居民和封建统治者的 矛盾也发生激化，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明朝统治集团内部也矛盾 重重，像宋应星这样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材却得不到录取，说明科举考试本身 都充满了腐败。所有这些，在他的很多政治性的文章当中，都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了反映。
宋应星在他多次应试失败的惨痛教训中，体会到终生埋头书本而缺乏实 际知识，是真正的不足为道。他终于下决心放弃科举，转向实学，钻研与国 计民生有切实关系的科学技术，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
宋应星在实践中悟出这些道理后，就利用原有的文化知识虚心向工农群 众请教，并及时记录下有关工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终于写出了不朽的《天工 开物》这部宏伟的科学巨著。
三、担任县学教谕
公元1604年时，宋应星弟兄已各自成家，就分居了，宋家的地产从此化 整为零。几次万里征程，也花费了许多钱财，娶妻生子，家庭支出日渐增多， 经济状况已经不如过去，整天在家闲居，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宋应星决定 在社会上谋求一项公职，再借此施展他研究实学的志愿。
宋应星的哥哥宋应升在公元1632年谋求到浙江桐乡县令的职务。但是不 久，他们的母亲魏氏亡故，宋应升、应星把母亲安葬在本乡的塘尾，就按照 封建社会的习俗，在家“守制”。
公元1634年，宋应星担任了本省袁州府分宜县县学教谕的职务。应升则 调任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因为有政绩，被诰封为文林郎。
分宜县在奉新的西南，中间经过上高，不算太远。县学有20名学生，教 谕则是个未入流的文职衙门中的下级官员。宋应星在这个职务上一直到公元 1638年。
宋应星在分宜担任教谕的时候，类似于我们现在不坐班学校的教员，授 课后的余闲时间较多，同时又能接触到一些图书资料，为他从事写作提供了 条件。宋应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根据以前的调查所得，再查找必要的参 考文献，从事着极其紧张的著述工作。
公元1636年3月，宋应星在分宜县令曹国祺支持下，完
成了万言的政论集《野议》，并出版。
《野议》集中反映了宋应星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是宋应星在一夜之 间写成的。由于宋应星没有在朝做官，所以称
为《野议》。
宋应星写《野议》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
政治和经济危机，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期望社会由乱
而治，使国家转危为安，体现了宋应星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
命运的爱国思想，可以看成是宋应星希望崇祯皇帝实行变法
的万言奏议。
《野议》分成《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
《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和《乱萌》 12议。
《野议》所述主要涉及五个方面：
第一，指出各级政权机构人事制度和国家教育事业的重
要性。为加强国家政权建设，他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制度的弊
端和官吏的腐败，提出革新吏政和学政的方案。
第二，鉴于当时“民穷财尽”的经济局面，他揭露了财
政、税收等经济政策的失误，提出了革新方案和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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