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陈景润的生活路线变为“两点一线”：宿舍和食堂。在他那间小 小的宿舍里，桌面上、地板上、床铺上、木箱上，放满了他的计算稿纸。他 运算用过的稿纸就更多了。他把这些稿纸小心翼翼地装进麻袋里，堆在床铺 底下。
陈景润终于登上了到达顶峰的必由之路，踏上了（1+2）的台阶，写出了 200多页的论文。1966年5月，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17期上宣 布，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已经证明了 （1＋2）。陈景润，这颗璀璨的数学新星 升起来了。
“行百里者半九十”。证明（1＋2）的论文还要简化，这又要一番功夫。
“文革”10年动乱，既摧残科学事业，又摧残科学家。陈景润也曾被诬为“反 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了“专政队”。被释放后，他又开始进行新推理、归 纳和演算，继续做论文简化的繁重工作。
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陈景润竟然没有桌子，没有板凳，电灯被拆，他 在没有起码条件的6平方米小屋里坚持科研。陈景润旧病复发了，肺结核、 腹膜炎，一天比一天加重。但是，成功的希望强烈地鼓舞着他。生命尚存， 战斗不止，他要坚持与疾病抗争，要运算到能把证明简化为止。
他用以自勉的格言是：“攀登科学高峰，就像登山队员攀登珠穆朗玛峰 一样，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和幸福 的。”
他成功了！他写了一篇关于（1＋2）的简化证明的论文，并于1973年发 表。这篇论文轰动了国内外数学界，有的数学家说，陈景润搬动了数学上的 一座高山。有的数学家说，陈景润运用筛法证明（1+2），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陈景润却一如既往，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
他不因取得成功而沾沾自喜，也不贪图享乐而虚度年华。他像一只辛勤 劳作的蜜蜂，还在采蜜和酿造。他永不停息地继续前进！
（董振坤、刘源鉴）
韦 钰
——电子学前沿的女博士
（公元1940～ ）
聪慧，睿智，干练，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永远充满自信，这是我国第一 位电子学女博士韦钰留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印象。她说：为什么不能相信自 己呢？第一步不敢迈，就永远迈不出第二步、第三步……
皮夹克的冲击力
韦钰高中毕业时，一位刚刚从美国回来的电子学专家给他们做报告，他 穿着一件黄色的皮夹克，从讲台的斜坡走上去，把电子学描绘得激动人心， 极富挑战意味。时至今日，韦钰仍记得那件黄皮夹克给她带来的冲击力。
从此，立志电子学研究的种子便悄悄在一个少女充满幻想的心海里逐渐 萌动并深深扎下了根。后来，在选择专业时，有一句话彻底打动了她：这个 专业既有工又有理。
现在回忆起来，韦钰仍感慨不已：我们在那个时代，比较喜欢挑战性的 东西，还有比较强烈的奋斗精神，是充满幻想和理想的一代。
正是这种幻想和永远不服输的挑战意识，激励着韦钰一直在自己研究的 领域里孜孜不倦地追求着。
立业从来艰难始
应该说，韦钰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第一代少先队 员，“文革”前唯一一届比较完整的按学制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文革”后 第一批送出去的留学生，出国后第一批回来的学者，第一位中国电子学女博 士。
头上是一顶又一顶越来越耀眼夺目的光环，可有谁留意过，这位中国女 性曾为之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1979年2月7日，正巧是韦钰39岁生日。作为第一批赴德进修的教师， 这一天，她登上了飞往联邦德国的客机。
徜徉在美丽的歌德学院，韦钰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仍是临离开祖国前与 导师陆钟祚教授的一番对话：
“假如我现在29岁就好了，出去还能干点事，可惜现在太晚了。”
“不，不晚。正因为‘文革’耽误了你们一代人的时间，因此，你出去 是负有历史责任的。我们等待着你学成归来。”
韦钰将老先生的一席肺腑之言铭刻在心。
语言是韦钰出国后的第一个障碍。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韦钰决定结束 在歌德学院专攻德语，来到西德第一流的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的高频 研究所正式参加进修。
短短4个月时间，韦钰便闯过了语言关。
韦钰极富挑战性。很快，她的一双睿智的眼光便瞄准了自己在国内尚未 接触过的一种工具——电子计算机。
她的好学上进感动了高频所指导教授杜林。他对韦钰说，既然你要学计 算机，我这里有个题目，你拿去算算吧。
这个题目，是杜林先生30年前做教授论文题目的发展，他当时应用“小 信号”理论完成了课题研究，但他更希望能在“大信号”中求解。韦钰自然 深知这道题的分量。多年来，杜林曾把这道题交给其他国家的进修学者做过， 却一直没有得出满意的结果。这次，杜林想考一考这位中国女弟子，同时他 也对韦钰寄予了莫大希望。
为了早日完成重托，韦钰着魔似地迷上了计算机。每天至少有12个小时 的时间沉醉在符号和键盘之中。顾不上吃饭，饿了就随便买些点心充饥；有 时在梦里，还在念叨着她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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