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世界是闭合的假说，与一切寻常的、现有的想法截然相反，引起了 广泛的注意。同时与一切不寻常的事物一样，既得到了部分人的拥护，也遭 到了部分人的非议。爱因斯坦这一假说的主要反对者是一批哲学家。其中大 多数仍然被空间“无限”的这种机械观念捆住了手脚。他们从欧氏几何学出 发，分不清“有限”与“有界”之间的区别。因而，对爱因斯坦的思想根本 不理解。
爱因斯坦的第一部书在 1917年出版了，书名为《关于狭义和广义相对 论》，副题《通俗读本》，长达70页。尽管爱因斯坦本人风趣盎然地认为最 好把它称作 《通俗读本》。但是，这本小册子却是他最享盛名而多次再版的 著作之一。这位多产的学者之所以在年近40时才写就一本书，主要原因是他 一直“害怕写书”（给索耳末的信），爱因斯坦满足于在杂志上经常发表精 悍的论文，而把根据他的思想撰写书籍的机会留给那些乐于写书的同行们。
五、科学巨人与和平战士
从爱因斯坦的政治信念看，他属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坚决反对 威廉君主政体。1920年春天，由于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平息了卡普叛乱， 反动派的一败涂地使爱因斯坦欢欣鼓舞。他在给洛伦兹的信中写道：“最近， 反动派遭到如此的惨败，我们大家都为此感到庆幸。在那帮家伙统治下，根 本无法活下去！”几周后，他又给埃伦菲斯特写信说：“异常的平静在这里 又恢复了，但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对立。整个城市笼罩着军人的飞扬拔扈 和对他们的不满，还有困苦和饥饿。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谁也不清楚， 我们在政治上的趋向如何。国家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有组织地针对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的敌视行动第一次露头了。在“德 国自然科学家捍卫纯科学工作委员会”的幌子下，他们纠集起一小撮排犹主 义分子，到处煽风点火。1920年8月，在柏林交响乐厅召开反相对论大会。 在会上极尽攻击、辱骂之能事，但在专业角度，却无所作为。大会结束时， 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向爱因斯坦叫嚣：“早就该勒死这个臭犹太！”后来不久， 排犹主义分子更加肆无忌惮了。有人在柏林报纸上两度狂妄宣称要谋杀爱因 斯坦。
在柏林交响乐厅发生的煽动行径之后，爱因斯坦对记者说：“我像是个 躺在舒适床上的人，臭虫总是要来打扰我！”
不过，德国学者史上也永远记载着另外光荣的一章：当时，劳厄、能斯 特和卢本斯三位著名的科学家，在报纸上公开表态，赞扬爱因斯坦的“史无 前例的、思想深邃的研究工作”。批驳了对爱因斯坦的无耻的人身攻击。劳 厄在他撰写的文章的结尾写道：“有幸能与爱因斯坦接近的人都知道，他是 个谦虚而又反对浮夸的人。今天这样申张正义，毫不迟疑地讲出我们的这些 信念，就好像昨晚没有这种机会似的。”
1920年8月27日，爱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带 有嘲讽意味的副标题是《论反相对论的有限公司》，作为对交响乐厅大会的 回敬。过了几天，新闻界传出消息，反对爱因斯坦的疯狂煽动迫使他想离开 柏林和德国。对这位学者的这种想法，进步报纸表示遗憾，并强调指出，爱 因斯坦是德国的骄傲。与此相反，当时排犹主义报纸竟聒不知耻，情不自禁 地说：“别了，爱因斯坦！永远别再回来！”
体谅他处境的荷兰朋友们，确实已在赖顿为他安置讲席，但他当即写信 婉言谢绝，他认为那时离开柏林，就是对德国同行的背叛，因为同行们对他 是那样的诚挚，又是那样勇敢地维护他。一直到后来，爱因斯坦才高兴地表 示，只准备接受荷兰赖顿大学荣誉教授的称号，并偶尔在那里授课。直到他 1933年最后离开欧洲为止，名义上他一直是荷兰的客座教授。
1921年3月底，爱因斯坦踏上访美的旅途。这位学者在访问期间作过许 多学术报告，尤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报告最成功。这篇报告后来几经修改， 以《相对论的四个讲座》为题出版。该书后来又更名为《相对论的意义》， 是爱因斯坦的主要科学著作。
爱因斯坦访问时，美国正处于“相对论热潮”之中。当纽约市市长在停 机坪上欢迎他时，“热潮”就席卷而来。报纸上是这样报道的：“这位教授 胳膊下挟着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欧洲的著名琴师； 比起许多闻名的 ‘艺术大师’来说，就是他的头发太少了。”“爱因斯坦和 提琴形影不离，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这位研究家像是在凯旋而归的队伍簇佣下，乘敞篷车穿过结彩挂旗的街 道。市议会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在纽约奥拉大学里，爱因斯坦介绍了相对 论，大部分听众是科学家和作家。无论在纽约，还是在其它美国城市，他根 本无法摆脱新闻记者的好奇和纠缠。
5月底，爱因斯坦回德国。途中第一次有机会访问英国，在曼彻斯特和 伦敦作了报告。
1922年，爱因斯坦访问了法国、中国和日本。在访问日本期间，爱因斯 坦荣获诺贝尔物理奖，表彰他在采用光量子假说解释“光电效应”的杰出贡 献。
爱因斯坦去日本的途中在上海停留了一天，离日返德的途中又在上海停 留了两天。本来是准备访日以后到中国来讲学的，可是因为邮件迟缓，发生 了误会，爱因斯坦未能遂愿。短短的三天，所见所闻，使爱因斯坦对于水深 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他开始理解，为什么中国这样的 国家会爆发革命。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时常关心着中国，同情并支持中国人 民的民族解放和进步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爱因斯坦一再呼吁 世界各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再如1936年我国发生“七君子”事件，由于 国民党政府逮捕在上海领导抗日救国运动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激 起全国人民的抗议，爱因斯坦得知后曾打电报来表示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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