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吾师：
示悉已多日，因向多方接洽，致迟复，幸勿见责。
恭光 （即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盼，师有一自传来，如此办事可较 易。我们准备向科学院方面推荐……
关于卖书问题，还无回音。
此复 即请
文安！
师母前致候
生
罗庚百拜
五○·十·十八
经过华罗庚多方奔走，北京商务印书馆很快便聘请王维克担任审议员。 王维克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工作后，华罗庚唯恐老师人生地疏，不免寂寞孤独， 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多次到住所探望，还专门开汽车将老师接到自己家中 设宴招待。华夫人亲自下厨作一桌家乡菜。师生二人开怀畅饮，王维克颇有 感触地说：“从中国的数学发展中来看，国人本是富于数学头脑的，别的方 面的天才也很多，可惜这些天赋很高的人，在家庭、学校、社会，起初不被 人认识，譬如松苗不被认为松苗，而认作蓬蒿一样；后来或因职业太苦而无 暇发展、或因生活太舒适而自甘堕落；也有因为贪多务得，而分散了心力的， 以致于使得天才消失尽了；唯有你——顽强地、茁壮地成长起来了，成为凤 毛麟角般的佼佼者！叫我怎能不逢人就夸奖你呢？”听到最后两句话，华罗 庚笑着摇摇头。
1952年4月，王维克因患直肠癌在金坛去世。华罗庚闻讯泪如雨下，他 立即写信向师母陈涉致哀，并拜托妻弟代表自己前往老师灵前吊唁。在此之 后，他还始终如一地照顾王维克的家属，他这种知恩必报的优秀品质，令人 钦敬不已。
对于另一位恩师熊庆来教授，华罗庚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前夕，熊庆来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在开会期间， 不幸因患脑溢血而半身瘫痪。后经过治疗基本恢复健康，但拖着病体，独自 客居巴黎，又要为生计而工作，那一种寂寞愁苦是可想而知的。不久，从大 洋彼岸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熊庆来心中充满矛盾，身为一个饱尝了漂泊 海外辛酸的老科学家，他多么希望立即飞到祖国怀抱，为新中国的建设增砖 添瓦，但从广播中得知共产党正在领导人民开展思想改造，对于像自己这样 一个与旧中国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不知共产党是何种态度，归国之后能 否发挥自己的专长。因此，尽管接到华罗庚接二连三催促他尽快回国的来信， 但他仍然疑虑重重，迟迟未能动身。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忽然收到远在国 内的妻子的来信，告诉他华罗庚以数学研究所的名义，请国务院专家局将他 的妻儿老小从昆明接到北京，这个消息使这位历尽沧桑的老教授热泪纵横， 所有顾虑烟消云散，他立即打点行装踏上归途。
1957年6月8日，熊庆来乘坐飞机抵达北京。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 在北京西郊机场已等候多时。他们看到熊庆来走下飞机，立即迎上前去握手 寒喧，阔别多年的师生重新相聚。
熊庆来回国时，脑溢血后遗症尚未痊愈，华罗庚立即请来医生为他治疗。 尽管公务繁忙，但是每隔几天，华罗庚总要登门拜望老师，而且搀扶老师上 下楼梯，这种无微不致的照顾，深深感动着熊庆来及周围的人们。当熊庆来 身体状况好转之后，华罗庚立即邀请熊庆来在自己领导的研究所担任研究 员，对此，熊庆来感慨万端，他给海外的故交写信说：“我以残废之身在巴 黎过着清苦的生活，工作只是为个人生活，久留异国，殊无甚意义。……数 学研究所华罗庚所长与我相知深厚，知我有归意，即密切联系，恳切邀请我 参加所里的工作。数学所工作人员多为旧交，相见如故。昔日清华数学系学 生只有数十人，现在大不相同了。”
熊庆来在数学分析方面是中国的权威，他尤其擅长复变函数论。归国之 后，他不顾年老体弱，在搞研究之余，仍致力于教育，不知疲倦地为祖国培 养数学人才。在他的倡导下，北京组织了函数论讨论班。为了表彰他的功绩， 1962年9月4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熊庆来教 授七十寿辰，在这次大会上，华罗庚在讲话中说：“熊庆来教授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69年，正当中国大地风云突变，动乱骤起，风烛残年的熊庆来经不起 这场空前未有的动乱的冲击，高血压病日渐沉重，不久在北京溘然去世。华 罗庚从外地回京，闻此恶讯，顿时双泪横流，当他得知熊庆来的遗体已运往 八宝山公墓准备火化，立即不顾旁人的劝告和旅途劳累，乘车赶到八宝山， 拄着拐杖来到焚化间，怀着一腔悲痛，掀开一具具尸体的盖面布，终于见到 了熊庆来枯瘦的遗容，他对着恩师的遗体深深鞠了三个躬；最后含悲离去。 为了纪念这次诀别，华罗庚还写了一首长诗《哭恩师》。
六、撒播科学的种子
那还是在 1947年前后，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的华罗庚与 冯·诺依曼、歌尔德斯坦等人交往甚密，当时冯·诺依曼正在设计世界上第 一台存储程序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他不仅让华罗庚参观了他的实验室， 而且经常与华罗庚讨论有关的学术问题。就是从这一刻起，华罗庚心里萌生 了回国后也要在中国开展电子计算机工作的念头。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电机系的电讯网络研究室被 撤销。原研究室主任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专家闵乃大教授，另外两名 成员一个是电机系毕业生王传英，一个是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的夏培肃。华罗庚便表示愿请这三个人到数学研究所搞电子计算机。三个人 经过慎重考虑，表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华罗庚将三人请到家中，兴致勃勃 地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就这样，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正式 成立。1956年春，由毛泽东主席提议，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国家制定发 展科学的十二年远景规则，把开创我国的计算机技术事业等项目，列入四大 紧急措施之一。华罗庚担任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为了能使未来的规划博采 各国之长，制定规划之前，华罗庚主持召开了一系列报告会。著名科学家钱 学森、陈建功等都在会上作了报告。大家就中国计算机技术应该如何发展的 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华罗庚详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根据当时的国情， 决定以“先集中，后分散”作为拟定新中国计算机技术发展规划的原则。经 过几个星期的紧张奋战，我国计算技术发展规划产生，此规划经中央批准后， 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与其他14名副 主任委员一起携手合作，着手创建中国计算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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