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忽必烈和其他蒙古统治者没有接受李冶“慎征伐”的政治建议， 而是大举攻宋，从而引起他的不满；
第二：蒙古爆发了内战，李冶不愿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做官。正像 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世道相违，则君子隐而不仕。”
蒙古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内战爆发后，一开始，忽必烈的秦蜀行省军就 在甘州击败了阿里不哥军，忽必烈又自率军大破阿里不哥。
公元1264年，阿里不哥等投降了忽必烈。忽必烈也打败了其他反对他的 人。改革派战胜了守旧派，为蒙古族从奴隶制进到封建制创造了条件。
这一年，忽必烈下诏将燕京 （今北京）改名中都，府名仍为大兴。
忽必烈降服阿里不哥、平定蒙古内战后，再招李冶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 修国史。
公元1265年，李冶来到中都，勉强就职，参加修史工作。但他不久便感 到翰林院里思想不自由，处处都要秉承统治者的旨意而不能畅所欲言。因此， 他在这里工作一年以后便以老病为由辞职了。
李冶是个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尤其不愿在学术上唯命是从。按他自己的 话来说，就是：“翰林视草，唯天子命之；史馆秉笔，以宰相监之。特书佐 之流，有司之事，非作者自专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犹以翰林、史馆为高选， 是工谀誉而善缘饰者为高选也。吾恐识者羞之。”
李冶辞职后一直在封龙山下讲学著书。他在晚年完成的 《敬斋古今黈
（t%u）》与《泛说》是两部内容丰富的著作。
《泛说》一书今已不存，是一本随感录。
《敬斋古今黈》八卷。按经、史、集，依类分辑，各为二卷。书名取《淮 南子·主术》“黈纩塞耳”《注》义，示“不欲其妄闻”之意。是一本读书 笔记，“上下千古，博极群书，”在文史方面颇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于诸 史讹误之处，多有订正。原书也已失传，今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另外， 李冶作过不少诗，其中有5首保存在《元诗选癸集》中。从这些诗来看，李 冶的文学造诣相当深。
李冶还著有《文集》40卷与《壁书丛削》12卷，均已失传。
纵观李冶一生，不管是在为人上还是在学术上，都不愧为一代楷模。他 在任钧州知事期间，为官清廉、正直，亲自掌管出纳，一丝不苟。据载，钧 州城的出纳“无规撮之误”。在当时动乱的环境中，像李冶这样的清官确实 是难能可贵的。
李冶在《敬斋古今黈》中说：“好人难做须著力”，又说：“著力处政 是圣贤阶级”，这正是他为人做官的写照。他同情人民，面对蒙古军队的屠 杀和抢掠，不仅在诗文中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而且在会见忽必烈时，力劝蒙 古统治者“慎征伐”。他一生热爱科学，追求自由，决不忍辱求名。在学术 上不迷信名家，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虽是通儒出身，但当他认识到 数学的重要性时，便专攻数学，这种行动本身就是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因为 在儒家看来，数学“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
当时的新儒学是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指以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 朱熹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字元晦，号晦 ，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生于1130年， 卒于1200年，官至秘阁修撰，政治上属于南宋政府中的抗金派。他学识渊博， 著述很多。有《四书集注》等；后人辑录的《朱子语录》也是他的重要哲学 著作。
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 心主义的理学体系。
程朱理学把研究科技看作是“玩物丧志”，把数学说成是“九九贱技”。 李冶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指出在朱熹的著述中“窒碍之处亦不 可以毛举也”。
七、李冶之死
李冶的思想受道家影响较深。
道家崇尚自然，如庄子曾经说过：“道者，万物之所由也。……道之所 在，圣人尊之”。
庄子的这种思想无疑是有利于把人们的眼光引向自然科学的，甚至老、 庄的自然观还能成为李冶抵制唯心主义理学的思想武器，譬如他说：“由技 兼于事者言之，夷 （黄帝臣名）、虁（舜臣名）之乐，亦不免为一技；由技 进乎道者言之，石 （古工匠名）之斤，扁（古工匠名）之轮，非圣人之所与 乎？”
李冶这段话的意思是：从技艺用于实际来说，圣人所作的礼和乐也可以 看作是一种技艺；从技艺中包含有自然规律 （即“道”）来说，工匠使用的 工具也是圣人所赞赏的。从李冶的这段话再联系庄子上述的说法，他受庄子 思想的影响是一目了然的。很明显，他的真实想法是认为数学这种技艺也是
“道之所在”，也应该受到尊重。
李冶还认为，数虽然奥妙无穷，却是可以认识的，他说：
“谓数为难穷，斯可；谓数为不可穷，斯不可。何则？彼其冥冥之中， 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数也。非自然之数，其自然之理也”。
李冶的这种思想，也可以从老、庄学说找到渊源。如庄子说：“夫昭昭 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之尊，德之贵，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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