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孟侃辞世后，周汝昌曾多次托人向他二女儿提出整理饶孟侃的遗存诗稿，饶的女儿是四川大学党委书记，也来京城会过周汝昌，答应寻找整理，可是后来就没有音信了。大概不是文学界的人，其他事太多，对这种先人身后文事看得不那么重要吧。
与同饶孟侃一起游香山的活动类似，在1962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那段时期，周汝昌还和吴恩裕① 一起到北京西山去寻访过曹雪芹的遗迹。不过吴恩裕一直对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遗迹的寻访和考证有浓厚兴趣。周汝昌原来不认识吴恩裕，却有文字上的参差，“当我看到他最早发表的文章时，就见他对我有‘意见’，语气不太正常——不提贱名，只说成‘《〈 红楼梦 〉新证 》的作者’，提时也是为了‘指谬’（ 其实没错，他后来承认了 ）。这使我纳闷：我从未在文字中道及他，也不会有冒犯之可能。”（《 天·地·人·我 》之《 怀念恩裕兄 》，下引同 ）
周汝昌对吴恩裕有印象，是1954年10月“批俞运动”的开幕会议上，郑振铎主持大会，最晚一个到会的是吴恩裕。“他入场时，颇有点儿‘风尘仆仆’之致。看样子他认识的人也不多，找不到可谈者，就先和我说话。只见他一脸书生气，十分认真严肃，其第一句话就是：‘思想批评必要，但是考证还是很重要，不能取消……’书生气十足。他似乎一点儿也意识不到这并非纯学术的事情。我从此识得他为人真诚老实，还保存着‘天真’。……真正接触渐多、熟识而有了相互了解之后，他原先对我的一点儿莫名其妙的隔阂与误解完全消除了，于是互访也就多起来—— 还是他屈驾枉顾小舍的次数最多了。”
吴恩裕留学英国，一口纯正的不列颠英语发音，一笔行书毛笔字也很见功夫，还喜欢京剧，能唱余叔岩派的须生，也是个颇有才华的人。不过他的古典文学却并不内行，他研究曹雪芹，却不太熟悉《 石头记 》。他写了《 曹雪芹的故事 》，在《 小序 》中说“三十多年前，我对曹雪芹的事迹就有兴趣”，“从1954年以来，在这方面，我曾以业余时间作过一些努力”。这本书里的八篇文章写于1956到1962年之间，中华书局1962年12月出版。周汝昌曾应吴恩裕要求为书中每一节题一首绝句，“虽后来他未采用，却指着‘文星之陨’这一首说深为感动。他不懂平仄……我们交情深了，谁也没因为这些琐屑而看不起谁，一贯以诚相待。等到1964年拙著《 曹雪芹 》问世，后来他下干校时，不断来信，说：‘《 曹雪芹 》是好书！我到此什么也不带，只带了这本书，不离身边。也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
曹雪芹离开京城到西山著书，到底在哪一个村落？1962年有不少传说曹雪芹寓居在香山健锐营的线索。这是吴恩裕首先探索获得的，有各种不同来源的传述，也引起了周汝昌的重视。不过周汝昌说吴恩裕“热情与活动能力胜我十倍。一日，来邀我同访香山的张永海，据传他知道雪芹的若干遗闻轶事”。
周汝昌和吴恩裕伉俪（ 夫人骆静蓝 ）一起，来到健锐营的正黄旗，一路打听，找到了张永海的小院子。八旗制度是清朝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正黄旗是健锐营右翼四旗的头旗，位置在香山北向靠山坡一排的北端，左翼四旗是从西向东一排，靠北面山坡。当然时过境迁，这里早已完全是山村民户，没有一点营房的痕迹了。
当时张永海已经六十多岁，看样子很朴实，好喝酒。吴恩裕早已打听出他过去在城内当过警察，因为辛亥革命后旗人的“铁杆庄稼”经济来源断绝，只有干些杂役、小贩等行业谋生。张永海说自己是蒙古族人，本姓是章嘉呼图克图，“张”是后改的汉姓。整个访问过程是吴恩裕不断发问，骆静蓝记录，周汝昌只是偶尔插嘴问一两个问题。
这次访问得知的要点是：
一、曹雪芹居住的地方属于镶黄旗的北营子。镶黄旗在张家住地正北面，遥遥地就可看到；营子则是镶黄旗后面的一个分支。地方比较荒凉，有时候有狼出没。
二、曹雪芹是因为“拔营归旗”从城里被遣送来此居住的。所谓“拔营归旗”，即同一个案件中的从犯被遣送。
三、曹雪芹的“同犯”中有一个名叫鄂（ 读作“傲” ）比的，和曹雪芹是好朋友。鄂比会画画，能喝酒，两个人经常在一起。
四、曹雪芹的续弦妻，生有一个儿子，非常疼爱。不幸小孩病死，曹雪芹经常到墓地徘徊怀念。
五、孩子死在中秋节，曹雪芹自己死在大年夜，人称“双绝日”。孩子死因是患了“白口糊”。
六、曹雪芹在城内的一个学校中当过“舍夫”，张永海并且解释说这就是“仆役”一类职务。
七、曹雪芹家里很穷，有点儿怪癖，经常到处游走，腰间围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纸和笔—— 墨汁在笔帽里。走到哪儿文思来了，就坐下来写。
八、曹雪芹死后，家贫没有力量归葬，就埋在山后的一个叫“地藏沟”的地方。
周汝昌说，上面这些情况都是据实记录，张永海的说法未可全信，但也不能说都是编造。但后来有人另外捕风捉影、添油加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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