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还洋洋然自在地忙着“革命”，忽然遇到的几个同事看见我时面上露出与以往不太一样的神情，也未注意。过了一会儿，到院里去干什么，低头一看，只见满地上铺有大黄色方块纸，每一方上一个斗大的“×字”，连起来一读，其文曰：“打倒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周汝昌！”而鄙人的大名三个字，每个字都荣膺一个大朱红色的“×”，光彩照人。
为什么说周汝昌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呢？原来1967年1月，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在《 红旗 》杂志第1期发表《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已经成了“文艺黑线”的另一个最新的反动身份的标志符号，其实是没有任何“理路”可讲的。周汝昌回忆说：“回到办公桌前，厨师的革命人物张××同志来了，吩咐：今儿午饭不用回家，给你预备好了，一会儿送来。不许离开！下班了，果然张同志送来了：一个窝头，一碗菜。我一边吃午餐，一边心里琢磨：怎么打倒我的革命标语口号不是叫我做‘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胡适派徒子徒孙’，却成周扬什么线上的活标本？我和周扬素昧平生，我不懂他的革命左翼的文艺理论，他也没指导过我如何研究古代的诗文小说……怎么够个‘活标本’？稀奇，不解，耐人寻味。”
1968年，已经是毛泽东让“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机关以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是“三大员”掌握大权，即炊事员、司机和杂工这些过去出版社的服务人员以“工人阶级”的身份领导原来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
周汝昌被隔离审查了一年，也被开斗争会：
下午一上班，就把我“提”到斗争大会的会场“台”上去了。
台下坐满了同仁同事，每人手里挥舞着“小红书”，口里喊着“打倒……”如火如荼，热烈激昂，十分精彩。
说话要公道，这个社虽然有的人是心肠甚坏，毕竟是个“文”社，还算作风“文明”，对我的“斗争”限于发言“批判”（其实也无甚内容条款），没有武力虐待——记得只有“三式”：让我直直立立的人“低头”，揪了我的头发一下。二是刘××（工友）给了我一巴掌。最末临“批斗”告捷散会“下台”时，某君从身后踢了我一脚，以示“滚下去！”但此似“象征性”举措，踢得很轻——他真是一位“客气”的“好人”。
会一散，把我押到“小院”的西厢里。正自不明何为，只见张××又抱了我的被褥来，心里这才“彻悟”：我是回不得家了。
被折腾得口渴之甚，向他讨一杯水喝。感谢他，很快送来。（当然，我的“生活用具”等琐物随后也都送来了。）一会儿，来了一位“革命群众”（当时的称号，极其光荣，表明他没有“问题”，更无“罪行”），他来检查我的一个“两扇皮”的塑料手提小包。还好，没发现罪恶之物，只一个旧便帽，一块我无事时拿在手里玩的旧玉佩。
我从此“安顿”下来。除了吃饭，此院门是不许出入的。
小院的隔离“审查”是“文明监狱”，日夜有人轮班监守。很多生活被“管制”，条例是电灯线路要弄断，入夜睡前要把腰带“交”付监者——怕触电、上吊（那时管“畏罪自杀”叫做“自绝于人民”）。老伴念我体弱难支，送点药物来，那得放在外间，服用时向看管者“领取”，遇上好心的不必多言，可是居然也有吼声对待的：“这不是养老院，我们是专你的政！”药也不让吃。每日一早、一晚隔离者在院中站队，一齐念《 认罪词 》：
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一个有用的人。（《 关起来的滋味 》）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文革”沧桑（3）
比起其他一些在“文革”中罹难蹲了多年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的人，客观地说，周汝昌被隔离审查一年算不上十分严重的灾难。但伴随着这次隔离受审，周家被抄家，把家中的书籍、信件、文物等拉走了好几平车，则是重大的损失。虽然后来平反，一些被抄的东西发还了，但其中的许多物件已经不翼而飞，特别是一些保存多年的信件和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诗词的手稿等，再加上周祜昌被抄家的损失，从史料意义来说，不仅对周汝昌个人是不可弥补的，对红学研究史，也是重大的伤害。
在周汝昌被隔离的日子里，单位的“工人造反派”也到周家去逼家属“交待”周汝昌的“罪行”。周夫人毛淑仁则表现得颇为刚硬，不仅毫不畏惧，还疾言厉色地对来人说，周汝昌不是已经被你们隔离了吗？他是死是活你们要负责，我还向你们要人呢。来人讹诈说周汝昌已经交待了，就看你们是不是隐瞒。毛淑仁回敬说，他已经交待了，你们还来问我干什么？面对这个不好对付的天津女子，对方来了两次也就不来了。这是有一次笔者和王瑞兵① 去周先生家，偶然说起来，周夫人亲口对我们讲的，说话的神情让人感到当年那种气概犹存。难怪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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