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小组组构伊始，友人刘瑞莲女士一日来访（我们是四川大学的旧谊，她彼时已调至人民大学，与冯其庸同为该校中文系讲师，冯系借调至小组的，那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尚无编制关系）。她对红学有兴趣，人也热情，就对我说：你们兄弟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盛举，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我聆其言，内心感动，就推诚披胆地回答说：这事我的处境很特别，也十分为难——我呼吁中央应创此举，当然愿为贡献微力；但目下我仅被安排为顾问，没有让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指示。所以为难的是：愿贡微力，尚无机会；而若不去贡力，又怕落一个“知识私有”，不肯把心得经验拿出来的批评。所以我正不知如何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刘女士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好办——你勿过谦，由我去找老冯，我一力推荐！”她兴冲冲地作辞而去。
隔了不久，她写来了信函，内言：我去对冯先生说了此事，他答云，小组成员名单已定，是由姚文元批准了的，没法再更动了，云云。
此后的事，我能得知的就太有限了，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们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实况，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
后来听说校勘成员之外，为了作注释，又特邀来了杭州的蔡义江、安徽的朱彤、黑龙江的张锦池三位。住于“恭王府”，专职工作。他们之中，后来朱、张两位来访过，谈到作注中的个别问题及研考的收获。
1982年，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问世了，我接到通知去开祝贺会。
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原注：说“程乙本”，其实也不算真对，只是个“杂校本”而已），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的较为可信的本子。
至于我的大汇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难梓行，只因部头太大，上千万字，排校难度极其巨大，尚不知其命运如何。（此本已于2004年5月由河南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即《〈 石头记 〉会真 》——引者）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倡导《红楼梦》新版本（4）
我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及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因此受了一回“审查”——宣传我与“四人帮”有来往，单位贴大字报（内蒙古大学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
“四人帮”倒台后，文化部对该小组（指《 红楼梦 》校订注解小组——引者）派专人审查其来由、性质、实况，有两位同志前来专访，我依嘱写了报告，并将女儿周丽苓当场作的那份记录一并声明提供部里审查参考。（《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
周汝昌是不懂政治的，可以说也基本上不关心政治，他倾心的始终是《 红楼梦 》、唐宋诗词等古代文学和文化的体验、鉴赏、研究。即使在“文革”中，也只是在不得不随波逐流时“跟大溜”而已，只要一有可能，就把全部精力投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从1974年开始正式增补修订的《〈 红楼梦 〉新证 》，于1976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达到了八十万字，比1953年的旧版增加了整整一倍。
1976年4月，这是“文革”到了尾声但还没有结束的时期，此前的一月周恩来逝世，此后的7月和9月，朱德和毛泽东分别逝世，7月底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红楼梦 〉新证 》的起意再版，是在这些大事发生之前的1974年，那时仍然属于“文革”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怎么会突然要再版这样一部书呢？周汝昌这样告诉笔者：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忽然找我要《〈 红楼梦 〉新证 》，而且要得急如星火，说上边要，到处买不到，请你赶快提供一本。我只得把自己珍藏的一册第三版的文本给了单位。不久，国家出版局领导人（ 姓名记不清了 ）又来找我洽商，说：“中央需要《〈 红楼梦 〉新证 》，希望你同意重印，快出。”我不想旧版照印，就提出要修订，出新版本。
虽然经历疑难踌躇，领导最后同意出修订本，周汝昌立刻开始工作，当然基础工作其实早有多年的积累。从1974年到1976年，为了赶出新版《〈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拼命工作，终于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眼疾：双眼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病情十分严重。从1976年3月到9月，为医疗而费尽周折，后来住进医院，周汝昌却记挂《〈 红楼梦 〉新证 》工作未完，私自逃离医院跑回家。经家人劝说第二次住进医院，动了手术。为了保证《〈 红楼梦 〉新证 》增订本的及时完成，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商洽，借调在天津的周丽苓回京协助父亲工作。周丽苓回忆说：“记得我从外地请假赶回北京，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包扎着，只能平卧。但父亲仍然丝毫不懈怠，他让我给他读意见签，读原稿，并口述处理意见，由我代记代补。这些内容当时对我来说是十分生疏的，就像‘天书’一样，只能父亲说什么，我记什么。后来为核对校样，我又连续工作了四十一天，每天早中晚三班，常至午夜方休。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头疼，这回可连脑袋都感觉痛了。”《〈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了，但周汝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手术，右眼保留了0.01的视力，本来左眼也还有救，谁知又换了大夫，手术失误，导致左眼全盲。这对于一个从事文史研究考证的人来说，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以后，周汝昌治学作研究，就是在一种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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