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代了对材料的补充情况以及对材料的某些理解之后，周汝昌重点谈了“从搞红学以来感受最深的一两个方面的问题”，虽然委婉却很坚定地表示了自己仍然坚持的基本学术观点。
首先，虽然有许多对胡适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如“胡适的立场是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他的哲学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实验主义”，“我的接受‘自叙传’说，不是说当时的历史条件毫无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等等，却又叙述了胡适自传说与索隐派较量的历史轨迹，排列出诸家索隐派的红学著作，实际上含蓄地暗示了胡适的“自传说”有其历史合理性。其次，周汝昌借着“批判胡适”的招牌，又实实在在地表明了自己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的确存在本质的不同。
对于曹家的史迹，是否只有他考的那么“多”？我是很怀疑的。也坚不相信问题是什么坐吃山空的问题。在我当时的幼稚认识中，朦朦胧胧地感觉到《 红楼梦 》是我国文学中的一部特别奇伟而重要的书，它是和历史时代的某种大事、某种要义相关联的（这绝不是像索隐派所说的那样）。可是毕竟如何，自己又说不上所以然来。这就兴起了发愤自己探讨一番的念头来。越探讨，越证明事情并不是像胡适所说的那么一回事。离开历史去“考据”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一切，是个绝大的骗局和诡计。这个骗局和诡计的最恶毒之处，就在于他说的“《 红楼梦 》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而“平淡无奇”四字，尤其是要害之要害。
为什么说“平淡无奇”是“要害之要害”呢？周汝昌这样说，就是揭示自己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一个根本的分歧，即无论对曹雪芹写《 红楼梦 》的动机，小说文本的性质，思想向度和艺术创造，自己与胡适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胡适认为曹家的败落是“坐吃山空”的自然趋势，周汝昌则认为是有重大的政治历史背景，是关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历史风云变幻（ 当然绝不同于“索隐派” ）。而周汝昌的认识是从实在的历史考证中得出的，胡适的“考据”则是脱离历史的想当然。周汝昌认为《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空前高度，胡适却说“真价值”就在于“平淡无奇”。周汝昌说：
由于曹雪芹文章的巨丽，手笔的精奇，最初期的一些读者尚多买椟还珠，徒然震赏于它的物色繁华，只顾赞扬它的声情美妙；但是《 红楼梦 》前八十回一经问世，毕竟好似一颗彗星在空中爆裂，不只光芒如此之耀目，而且其冲击力是如此之巨大……
在两千年的我国封建社会中，能像曹雪芹这样以通俗文学的形式公开、全面、勇敢、坚决地反对“孔孟之间”“经济之道”的，这样全面怀疑和攻击封建秩序和传统观念的，并不是很多见。
这种认知，当然和胡适是绝不相同的。我们在前边的章节中已经叙述过，周汝昌的这种认知，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因此，《〈 红楼梦 〉新证 》也就很自然地适应了当时的“批林批孔”的大形势，这就是为什么这部被胡适也大加赞扬的“考证书”在“文革”中居然被特许再印新版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红楼梦 〉新证 》是否恰巧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在于《〈 红楼梦 〉新证 》的学术内容也的确揭示出了曹雪芹《 红楼梦 》原著的精神本质和审美特色。历史评判《〈 红楼梦 〉新证 》的价值和地位，并不在于它的某种历史际遇，而在于它与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接近程度。
在《 后记 》中，周汝昌进一步强调了自己与胡适另一点本质区别：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的认同差异：
另一件使我对胡适发生疑问的，是他把所谓“程乙本”捧出来让亚东毁去旧本重排“问世”，大事吹嘘。他是收藏甲戌本并且最早得见庚辰本的人，他凭借这种资本作了那一点“考证文章”高踞红学权威的宝座之后，就算了结，绝无半点将此两本公诸世人，使之广布流传的意思（他当时是有这个条件的），却拿出什么“程乙本”来欺世惑人。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倡导《红楼梦》新版本（6）
周汝昌在后面更提出了他后来到80年代予以全面论述的“大人先生”操纵论，即认为后四十回取代佚稿而歪曲原著的思想精神有政治背景。
乾隆朝的统治者们，在收买、威逼、迫害、破坏种种伎俩都经使尽而仍然得不到曹雪芹的丝毫让步的情形下，便施展出最为阴险毒辣的一著：抽梁换柱，暗地腾挪，使之整个存形变质，并且“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还不惜工本，不但要为之寿诸梨枣，而且还要刻出“全部”来。
为了这一特殊使命，这要物色“人才”。这种人才要不显山不露水，能力还要混得过耳目，身份地位要能够知己知彼，才便于取中要害。物色的结果，差使落到高鹗（也是内务府旗人）程伟元二人头上。其成绩，就是后来一直传世的百二十回本的《 红楼梦 》。
周汝昌的这一论点又正好与“文革”时抓“黑后台”的潮流有相合之处，因此到“文革”结束之后，就有人讥评周汝昌的学术观点是受了“文革”思潮影响所致。其实这种批评还是“轻薄为文”，太现成了一点。因为曹雪芹原著的思想之逆反和超前，确实惊世骇俗，而后四十回又的确“逆转”了原著的思想，消灭了其斗争锋芒，将其庸俗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而周汝昌又是从历史史料中作实证考据，进而得出他的论点，而并不是从当时的政治思想潮流作空泛的演绎。只能说周汝昌对曹雪芹的遭遇和《 红楼梦 》的命运之考察结论正好与当时的政治潮流有暗合之处，却并不能说其学术观点是来自于当时的政治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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