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相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将会发现二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文学艺术成就已然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了世界水平，我们说他伟大，不是夸张炫耀之词。
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陈炳藻提交的论文是《 从字汇上的统计论〈 红楼梦 〉的作者问题 》，用电子计算机统计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字词出现频率，得出的结论是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乃同一人的作品。当时中国大陆对电脑还很陌生，但周汝昌已经根据常识对此结论予以坚决否定。潘重规在会上评点陈炳藻的论文时，提到赵冈几年前已经试验过电脑的统计工作，周汝昌即写条子问赵冈所得结果如何，赵冈笔答：“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后四十回是出于另手。”过了一两年，深圳的一个研究者再用电脑统计，得出的结论也恰与陈炳藻的相反。可见电脑只是工具而已，研究《 红楼梦 》最重要的还是“思想感情”，周汝昌始终紧紧地把握着这一基点，必然要严格区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
叶嘉莹与周汝昌曾先后受教于顾随门下，算是同门学长了。周汝昌对叶嘉莹评析王国维《〈 红楼梦 〉评论 》的论文表示佩服，而深感叶嘉莹论王国维自沉是殉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彩，其实是有所触发，即感慨曹雪芹与《 红楼梦 》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卓越体现，而难以被人真正解味，自己多年研红也有某种“殉”曹雪芹和“殉”中国文化的意味。此所以慨叹“知人论世，谈何容易”也。
现实是晚清、“五四”以降，中华传统文化日益失落，崇洋崇西成为潮流，周汝昌虽然是学英语出身，却与潮流迥异，本质上是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崇拜者，所以他虽然赞扬“比较文学”研究路向，重点却是比较之后会更显曹雪芹的《 红楼梦 》远胜西洋文学。所谓“在过去，人们还只会用‘曹雪芹比之世界大文学家并无愧色’的这种语式来发言，那已经是‘高抬’了。谁人敢说他胜过之？外国的月亮也‘圆’，或者洋鬼子通通可恶，那自然是另一回事了”。（《 美红散记 》）
周汝昌1980年赴美国参加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虽然时间很短，却有开阔视野之益，实际感受西方汉学界水平之效，更增强了自己的学术自信，同时也结交了一些国外的学界朋友，使自己的红学研究放到了世界文化的座标系内。从美国返回中国的途程中，途经旧金山，斯坦福大学的王靖宇教授热情招待，留住两日，参观游览，并赠送斯本思（Johnathan D·Spence ）教授著作《 曹寅与康熙帝，包衣与主子 》（ Tsao Yin and Kang-his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 ），扉页有题记：“耶鲁大学Spence教授此书之完成，曾得力于汝昌先生宏著《〈 红楼梦 〉新证 》甚巨。兹以汝昌先生于参加首届国际红学大会后来访之便，特转赠留念。王靖宇志于美国史丹福大学，1980年6月29日。”这也使周汝昌颇有感慨：“国际学术交流中，学术道德是要讲的。受了人家的启示和教益，汲取了人家的劳动和智慧，都是公开表态的。这虽是通例，而斯本思先生于今日犹然见怀，却令我不无感想。数十年来，红学界有些人从拙著中引用了大量资料和见解，却从不肯明言一字，好像都是他自己的创获—— 这也何必计较，但问题是他同时还要掉一两招笔花，以明枪暗箭来对你进行‘答报’。”（《 美红散记 》）
回到国内，红学的发展势头也如火如荼。1980年在哈尔滨，1981年在济南，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连续四年召开全国性的《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第五次全国研讨会隔了一年，1985年在贵阳召开，1986年又在哈尔滨召开第二次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可以说，以1983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86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 红楼梦 》讨论会（ 中国大陆召开的第一次 ）为标志，组织性集体性的红学活动达到了最高峰。周汝昌自然是这些会议上引人瞩目的头面人物，不过并没有参与多少具体的组织活动。当然他也关心大会，也向会议推荐一些新锐的青年研究者参加会议，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会的筹备阶段，周先生就向笔者说起，自己向哈尔滨师大方面推荐了三个不太著名但有实力的人参加会议（ 包括笔者 ），哈师大“一个也没有驳回”。周先生说这话时颇有得意之色。笔者向1982年的上海会议邮寄提交了论文，从1983年南京会议起，开始正式参加各次全国会议，包括1986年和1992年的两次国际讨论会，因此对这一段红学界的情况也略有所知。
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学会在北京的几位主流研究者主要特长在考证方面，同时从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遗迹等，因此，整个80年代，后来又延续到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结束，中国红学界的学术争鸣“热点”基本上都在考证的范围内展开，而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些文物和遗迹的“真伪”。这与50、60、70年代红学主要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争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宏观上考察，这自然也是一种时代风气转变的表征，也可以说是红学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9）
首先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戴不凡（ 1922—1980 ）发表了《 揭开〈 红楼梦 〉作者之谜 》（ 1979年第1期《 北方论丛 》）的长篇论文，说《 红楼梦 》是一个化名“石兄”的人写的，曹雪芹只是“修订加工者”。早在发表之前，戴不凡已经有意无意放出风声，说他将有大的红学突破，将推翻周汝昌为代表的考证派红学的“自传说”结论。不过戴不凡的文章发表后，立刻遭到了许多红学研究者的反驳，发表在《 北方论丛 》、 《〈 红楼梦 〉学刊 》、《〈 红楼梦 〉研究集刊 》、《 文艺研究 》等影响颇大的学术刊物上，形成一次全国性的红学争鸣热潮。戴不凡的论点基本上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戴不凡的文章，其实表现了一种倾向性，即红学研究界存在文献考证和文学感悟互相脱节的现象，考证性的学者往往在艺术感悟力上有欠缺，因此许多所谓“考证”都脱离了文本的文学实际，只追求表面上的“形式逻辑”而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这又会刺激那些倡导文本研究的人如余英时等的更强烈不满，并进而贬低考证，又陷入空对空的“回归文本”的徒劳呼喊，如此恶性循环，长期困扰着红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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