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王府与〈 红楼梦 〉》是在1980年6月出版的《 恭王府考 》基础上再拓深加细，同时在文体上从考证论述更加变成一种娓娓道来的散文体，因而有了更强的可读性。前者二十三万字，后者十一万八千字。周汝昌自白，《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延用了《 恭王府考 》旧文的，“只有极个别的两三节文字，这是因为这一小部分内容比较居于次要的地位，而且早先写它之时，精力目力毕竟比目今略好，论证较为细密，没有重写的必要之故”。
《 恭王府考 》共有四章正文，其第一章开宗明义：
开门见山：我是主张，曹雪芹的荣国府大观园，有其实际地点的基本素材作为蓝本，这个地点即相当于北京什刹海（前海）稍西的恭王府。“恭王府”是清朝最晚期的一个名称，我们意中的实指，当然是说这个府园在雍、乾之际的那一处“前身”。
《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则分“纵横编”、“远近编”和“津渡编”三大部分。“纵横编”共有九章，是考证恭王府的“前身”，“粗叙了这处地方的前四百年的情状。最晚到明代万历十年，这儿已经出现了一座不知何人的大宅第，它就是‘荣国府’的前身”（ 第九章《 结上 》）。“远近编”则更从史料中钩沉索隐，证明这座府第到清代曾经先后是和珅府、庆王府，“我们今天称之为‘恭王府’，是以最后一代府主命名的，所能看到的面貌，当然也只是以恭王时代为主的大致的遗迹”。“津渡编”是关注过恭王府与大观园问题的人写的一些文章辑录。
《 恭王府与〈 红楼梦 〉》扉页前，除了顾随当年赠周汝昌的词作《 木兰花慢 》之外，还有叶嘉莹的三首五言律诗和张中行的一阕《 浣溪沙 》词。叶嘉莹的第一首诗是：
飘泊吾将老，天涯久寂寥。
诵君新著好，令我客魂销。
展卷追尘迹，披图认石桥。
昔游真似梦：历历复迢迢。
张中行的词是：
贵邸名园水一方，崇垣内外说红妆，也曾深院问天香。
仙境奇言谁解味，新编妙笔自涵芳，十年辛苦不寻常。
自然，像这种考证性的题目是很难一锤定音的，但无论如何，在周汝昌自己的理路中，也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而能将枯燥的考证写成引人入胜的文字，更是周汝昌独擅的长技。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专门探讨《 红楼梦 》的文化思想内涵，《 红楼艺术 》专门讲论《 红楼梦 》的艺术审美，《〈 红楼梦 〉的真故事 》则是探佚的专门性著作。这三本书是从《〈 红楼梦 〉新证 》的基础考辨，上升到小说“文本”和曹雪芹其人之研究的学术体现，生动地说明考据性的学问与作家思想、文本艺术研究，是互为表里的，是前门后殿的关系。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还是那一个朴素的理路贯穿其中，提纲挈领：在曹学、《 石头记 》版本学、脂学特别是探佚学的研究基础上，才能本真切实地深入曹雪芹原著《 红楼梦 》文本的“思想”、“艺术”和“文化”并使其呈现出来。
周汝昌这几本讲论《 红楼梦 》“思想”和“艺术”的书，与那种不作基础考证，而以一百二十回为“整体”观念“就小说谈小说”，泛论所谓“主题鲜明”、“形象生动”之类的“文艺评论”大异其趣。这不仅为红学考证与文学批评的辩证关系以及红学之为“学”提供了雄辩的实证，也揭示出那种说周汝昌仅仅是“考证派”的论调是多么荒谬。同时，“进入文本”作文学评论，更重要的是评论者要有才情，或者说有“文学细胞”，而这正是许多泛谈者们所欠缺的。文艺素质有缺陷的人居然总是揶揄出口成章的“才人”周汝昌“脱离文学文本”，实在是一件让人齿冷的悖论怪事。笔者为《 红楼艺术 》的新印本作序，以一首诗作结，或可供人玩索：“机锋涵咏较才情，难道天刑八股评。一脉沁芳凭解味，推敲月下可通灵？”
90年代红学界有几次影响较大的争论，而几乎每一次争论中，周汝昌都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遭遇到许多褒贬批评。
一次是1992年北京市通县张家湾发现了一块所谓“墓石”，石头正中有“曹公讳霑墓”、下角有“壬午”字样，据说是1968年冬平整土地时出土，被张家湾村民李景柱带回家中。由于“壬午”的明确标识，原来主张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年的“壬午说”的支持者就都说这块墓石是“真”，而主张“癸未说”者则说是假。红学界内外的不少人士也纷纷发表意见，说“真”说“假”，阵线分明。就红学界而言，主张“真”的代表是刘世德和冯其庸（ 冯原来赞成癸未说，从此改信壬午说 ），主张“伪”的代表是周汝昌和蔡义江① 。当年北京的文物鉴定部门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予公开表态，而只说“不能确定”一类模棱两可之词。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笔者认为，从这块石头本身及其发现过程的种种迹象看，疑点甚多，因此无论曹雪芹的卒年是壬午、癸未或者甲申，这块所谓“墓石”是应该排除出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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