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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_梁归智【完结】(161)

  周汝昌写曹雪芹的传记,注意凸显曹雪芹其人与《 红楼梦 》其书是中华文化的具现与典型这一核心思想。《 文采风流曹雪芹 》的十二章正文再加《 雪芹赋赞 》、《 绪篇 》、《 楔子 》和《 附录 》,将曹雪芹的家族身世从蛛丝马迹中勾勒描绘出一个清晰鲜活的轮廓,但更重要的,是贯穿于这些“故事”中的灵魂,那既是曹雪芹的灵魂,也是《 红楼梦 》的灵魂,更是中华文化“华林”的灵魂。这是特别重要也特别有趣的,即在曹雪芹身上,凝聚了中华文化诸多复杂的因子,不仅有汉族文化的,而且也有少数民族文化的。

  对曹雪芹生平和家世的考证中,最能体现周汝昌“悟性”挂帅、“综互合参”研究个性而电光一闪豁然开朗的是对曹雪芹生年的考证。从敦敏、敦诚、张宜泉的诗句,到小说文本中的“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到对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芒种节的核实查对,考定曹雪芹实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这也就是《 红楼梦 》中作者暗写的贾宝玉的生日。这样的考证的确是“前后交互合推”,“理据是明晰而且充分的”。这样的考证绝对不是那种只知重视死“证据”,再作一点形式逻辑的表面文章,而完全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不知融会贯通的所谓考据家所能梦见。更非抓住手抄本上一个字的“避讳”问题就想入非非牵强附会以建立“新体系”的“考证”可同日而语。在周汝昌这里,发现证据是要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有机结合的,是考据、义理、辞章三位一体,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互为表里的。能悟到小说文本中暗写了贾宝玉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就绝不是艺术感觉薄弱的人所能达到。周汝昌超过别人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悟性,是理性与感性思维“综互合参”的能力,也就是掌握了“辩证法”的卓越体现。

  90年代,《 北京大学学报 》的主编龙协涛( 1945年生 )约请周汝昌写文章,1995年第4期发表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的长文。这是趋近世纪末的“反思”文字。全文共分九节,小标题分别是:“所谓‘旧红学’与‘新红学’”、“历史根源”、“‘新红学’的科学性”、“‘新红学’的不足之处”、“王国维与陈蜕”、“鲁迅大师”、“艰难的推进”、“红学的悲剧性”、“一点展望”。文章的中心论点是:

  “新红学”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仅仅陷(限)于历史考据,而未能向文化层次的研索方向迈往直前,竿头进步。

  鲁迅对《 红楼梦 》的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我素来以为,这才是够得上“学”的学者的真知灼见,亦即方能称为“红学”的早期模范和圭臬。

  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至少在历史现阶段,其情势实在如是,讳言与美化,是有害无益的。

  读者随着我们前文的笔踪一路而来,应该对这些表述不感到惊奇了。周汝昌的确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实话实说。但对红学界来说,尤其是对那些以主流自居的学者来说,这些话当然是非常刺耳而无法容忍的。于是,一波新的“批周”浪潮又汹涌而起。一批“商榷”的文章纷纷发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胥惠民① 的《 读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 兼说〈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品格 》( 1996年第3期《 红楼 》与1996年第3辑《〈 红楼梦 〉学刊 》)、贾穗② 的《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驳议周汝昌先生的〈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 1996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李广柏的《 世纪之末纵论“新红学”—— 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二三事 》( 1999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等。

  仅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想见其内容和情绪了。而杨乃济① 的《 马二红学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2月出版 )更是对周汝昌批驳指斥,行文情绪化很浓。当然,“拥周派”也不是没有,比较典型的,是严中写了反驳贾穗文章的“五评”(《 红楼续话 》)和史直生( 阎肃临 )写了针对胥惠民的《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 1997年第1期《 红楼 》)。这些文章或义正辞严,或辩锋犀利,真可谓针尖对麦芒。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5)

  笔者写了一篇《〈 红楼梦 〉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1997年第1期《 山西大学学报 》,收入《 箫剑集 》),则是从学理上呼应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中的论点,指出:“《 红楼梦 》的‘义理’、‘意义’对大多数红学学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 红楼梦 》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国之具体历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约的。”“《 红楼梦 》研究,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重新铸造、民族精神的重新抖擞的文化事业。”“其实不仅是红学界,整个民族都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文化精英都不能从本质上理解曹雪芹和他的《 石头记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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