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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_梁归智【完结】(177)

  遂夫同志是有才气的人,天赋颖慧的人;这样的人容易表现为自信、自负——在别人的心目中不免被看成是有些“傲”气的。加上他的学术见解又颇有点儿“当其得意,不顾世人之怪也”的意味,这就增加了他的“落落寡合”之气。——这一切,都出于我的引申和推测。但我想来,一个人的虚怀谦抑是做学问十分必要的美德,有一点儿自信(只要不是“自是”)也能有助于前进,因为自信不等于狂妄自大,而是不过多地考虑和迎合一时的雌黄毁誉。须知,治学之人,从开始起步,到抵达目的境地,总是“顺途”而无“逆境”,未必是好事。虔心矢志,为学术,为真理,为民族文化事业的学人,如果有少许“寂寞”之感,倒是满可以砥砺自己的。

  在为2000年出版之《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 》写的序言中,周汝昌又这样说:

  与遂夫因红学相识,转眼二十年矣。犹记贵阳一会,他的《 曹雪芹 》歌剧演出,颇极一时之盛。雪芹之影,见于舞台之上,此为创举,史家应记一笔。

  ……

  当我看到他论畸笏的诸段文字时,又不禁松散了暗存的顾虑(我们二人在脂本价值上如此契合,有人必又出谤语,说是什么“周派”的自相唱和而已……),因为遂夫对畸笏与脂砚二名的真关系与我截然大异,这就让那些谤者再无诬谤的“理据”了。所以我虽不同意他的论点,却又十分欣赏他自标所见的学术精神。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9)

  邓遂夫则在《 红学论稿 》的《 后记 》中说:

  对于这些已曾谋面或未曾谋面的入门之师,我自然怀着终身难忘的崇敬与尊重,但我从来不迷信他们,更不愿意专师哪一位而囿于一家之风范。

  ……

  在这个问题上,使我最佩服也最感动的是周汝昌先生。自从1981年在济南红学研讨会上相识以来,无论见面与通信,他一直亲切地给我以指导和帮助。而对我和他在学术观点上的相同与相异,除清醒地有所了解之外,他心中从无芥蒂,且对我倍加信任与勉励。请读者诸君细读一下他为拙著所撰的序言,便足见其胸襟气度之一斑。他对我多有过誉之处,亦恰在于认为我“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不太喜欢人云亦云”,以及“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这就不是一般前辈学者都能心口如一做到的了。

  应该说周汝昌对邓遂夫的品评也多少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味。周汝昌一生治学,也是“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不太喜欢人云亦云”、“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的。只是周汝昌不像邓遂夫那样锋芒毕露,有时甚至咄咄逼人,而表现为一种将“特立独出”与宽容海涵相结合起来的特点。顺便说一件小花絮:上世纪一次学术会议上,周伦苓和邓遂夫开玩笑,说你是四川人,怎么不给送点橘子?可能过了半年多,有一个人送了一筐四川柑橘到周府,说是邓遂夫托他带来的。周伦苓事后笑对人说,本来是开玩笑,没想到他真送来了。

  与“青年朋友”和“草根阶层”的交往,也是几乎贯穿了周汝昌一生的一个特点。周汝昌为不少中青年学人的红学著作写过序,大概能列出一个单子。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引录过笔者在《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中的话,说周汝昌对青年后学特别愿意充当伯乐,但也因此引来许多非议。这个特点其实是周汝昌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很难找到知音,却特别能得到未成名的青年人的仰慕。

  在《 献芹集 》的序言里,周汝昌说了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话:

  在红学上,我似乎成了“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以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的,“尚称丰富”云。但是说也奇怪,云南一位青年(当时是农场工人)却投函来说:他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

  说实在的,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有高山流水、知音犹在之感。

  这个青年是谁呢?就是后来在《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任编辑的顾士敏① 。周伦苓检出一封顾士敏于1985年10月28日给周汝昌的信,全文如下:

  先生:

  贵阳一会,颇为失望,顷奉大函,再思苍凉,不想中国红学内部竟是如此局面!

  先生请不必多替士敏担心,红学缘深涕泪多,早有思想准备了。

  补正一则,当于近期刊出,勿念。

  讲学春城一事未果,学院内很多同志均感失望,学报内部同仁更是。看将来还有日否?甚盼。

  中国红学当另辟蹊径,窃意以为不能再作如筑城会上之空论,当从本事入手而寻出曹公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渊源,拙文《 补天考 》(大会论文)即有意尝试之作也。

  《 新证 》一书,乃开创之作,继志之士,当为之发扬。士敏谨以此自勉。

  这是1985年参加贵阳举行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之后不久的信。所谓“贵阳一会,颇为失望……中国红学内部竟是如此局面”的感慨,大概是指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争名夺利的现象。其实全国的各种学会情况都差不多,人类的弱点知识分子照样有,这一类事是难免的。顾先生那时还有一些文学青年未泯的理想主义情愫,所以发此慨叹。顾士敏注意到《〈 红楼梦 〉新证 》考证是表相而思想是本质,在当时那种普遍的误解氛围里,的确是空谷足音。周汝昌于2005年4月25日给笔者来信有云:“能注意我研《 红 》以思想为重心的另一位是长沙的邱惕盈,似一年纪较大的文化人,诗、文字俱内行。在《 小传 》( 指《 曹雪芹小传 》——引者 )上批云:( 针对“正邪两赋”的论述——引者 )此为读《 红楼梦 》的根本关键,时间约在十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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