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2）
这恐怕还是思想认识和性格气质方面的隔阂使然吧。由于气质思想的隔阂而导致对客观史料的不同眼光，也是一个颇有悖论意味的历史现象。现代文学研究中推崇胡适和推崇鲁迅的两派，文化研究中“西学”与“国学”的两派，乃至于“科学”与“人文”的两派，等等，都存在大体相同的问题。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根本能力严重失落，则极容易把从20世纪40、50年代积淀下来的一套思维模式当作不容置疑的箴规准绳，并随着新时期西学的输入而“与时俱进”，其习惯势力也是很大的，这在20世纪50、60年代从大学毕业或之前之后开始参加工作的一批人那里表现得更明显。如白盾① 主编的《〈 红楼梦 〉研究史论 》（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及论文集，对原著和续书“两种《 红楼梦 》”的差异缺乏本己的体验，停留在表面的“政治”和“爱情”主题之纠缠，因而批评周汝昌“大搞曹雪芹个人崇拜”，“提倡‘曹学’、‘脂学’、‘探佚学’，将‘贬高’推向一个新的极端”。
再如前面的章节所辨析，关于“自传说”中“典型形象”和“生活原型”的纠缠也是一例。2003年第3期《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发表胥惠民《 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 》（ 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2003年第12期《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转载，并被2003年8月28日《 光明日报·书评周刊 》摘录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承1995年第4期《 北京大学学报 》发表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后争论之余绪的。此文当然也包含了红学界某些“派别”的纠纷因素，此处不论，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则相当鲜明地体现了本书各章都谈到的文化观念冲突。它最后总结周汝昌的“失误”说：
按常规要求，自传应全面反映立传者的生平事迹和成就，但《 红楼梦 》这部“自传”却不同，作家只重点详写13岁这年的事，14岁至15岁这两年只是略写一下。17岁以后只字未写，这能叫自传吗？曹雪芹写自传，以他的才学应易如反掌，照生活实录，略加“精细剪裁”即可成功，何至于要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呢？书名为啥不叫《 贾宝玉自传 》，却“题曰《 金陵十二钗 》”呢？
既然曹雪芹说自己创作的《 红楼梦 》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既然脂砚斋说贾宝玉只存在于《 红楼梦 》中，这是古今小说戏剧中从来没见过的人物；既然“写实自传说”存在那么多难以弥合的破绽，它连自圆其说都没有做到，那它怎么可能成为20世纪红学的惟一成果呢？
这种反驳“逻辑”是把“自传体小说”和“自传”画了等号，但“新红学”的内涵其实是“自传体小说”而不是“自传”，周汝昌也多次澄清过这一点，至于某种具体生活素材化为小说形象的“分寸”程度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学术正确”和“百家争鸣”有时也是一种悖论。当然到了互联网时代，言说的自由是基本实现了。新世纪兴起的“网络红学”中，“拥周派”和“倒周派”（ 大体上也就是“尊曹派”和“尊高派” ）也是阵线分明。作为纸媒形式的学术刊物，则其悖论的分寸更难把握。周汝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在《〈 红楼梦 〉学刊 》发表任何文字了，尽管这本杂志上不断刊出与周汝昌“商榷”的文章。贵州省红学会办的《 红楼 》虽然只是一个省内自办的刊物，却从1986年12月出版了“试刊”号以来，每年四期，一直坚持下来。刊物的主编梅玫（ 1946年生 ）女士倒真是实实在在地坚持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对立的意见全部照发不误。比如，既发表“批周”的文章，也发表“拥周”的文章；对“墓石”、“祖籍”、“程前脂后”等各种争论问题，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也次第刊出，连文字的“芒刺”也不作任何修改。针对周汝昌是《 红楼 》后台的说法，周汝昌在《 红学三题 》（ 1997年第4期《 红楼 》）中说：“但我能否成为（ 或‘就是’ ）《 红楼 》的后台老板？可不必辩，让事实来证明最有力，例如《 红楼 》上登有署名‘兰洪’的大文，专攻我这个‘后台’，内有‘周氏的日子不好过了……’云云。以我为‘后台’的刊物，敢如此作为吗？”
1999年第1期《 红楼 》刊发了北普陀召开之全国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讲话等文献后，周汝昌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
读贵州《 红楼 》第一期
赋谢韩、王、梅诸君子
大会京华事可思，凤鸣楼傍雪芹祠。
八方士女缘千里，十月风云献百知。
反正人瞻空际字，让贤书寄海西诗。
新刊也与丰碑似，贵岭梅花力主持。
注：1. 韩、王、梅：指韩进廉教授、王畅研究员、梅玫主编。
2.“反正”句：巨球高悬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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