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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_梁归智【完结】(186)

  中华文化的“慧命”,就是通过曹雪芹和《 红楼梦 》,通过红学家周汝昌生动具体的“这一个”,通过他身上“学术成就”与“文采风流”的辩证统一,而得到体现,这就是周汝昌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文化意义。

  2005年7月5日于大连痴慧斋

  尾声附录一:传主与作者(1)

  作为本传记的作者,与传主周汝昌先生交往的史迹,本来分散在各章节中。编辑建议抽出来单列一章,以方便读者阅读。那就作为“附录”吧。

  笔者属于插队知青那一代人,1966年“文革”爆发时,还是个高中学生,1968年12月下乡插队,辗转蹉跎,浪迹江湖,到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姚奠中教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作毕业论文时,本来并没有要作《 红楼梦 》研究,由于1980年暑假写了一篇《 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 》( 后发表于香港《 抖擞 》学刊1981年第1期及1982年《〈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9辑 ),引发了探佚《 红楼 》的兴趣,又写了一篇《 史湘云嫁贾宝玉说 》,寄给了周汝昌先生,周先生于1980年10月31日赐函,予以热情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成了《〈 石头记 〉探佚 》,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是我第一本学术著作。自此以后,与周先生墨缘不断,一直延续至今。

  1980年12月18日,笔者写了一首步《 红楼梦 》白海棠诗韵的七律寄奉周先生:

  红海飞潜众妙门,觅来珍异贮金盆。

  芹溪恨未窥新证,脂砚情多返旧魂。

  探佚始知花有影,续貂焉得玉无痕?

  缟仙有翼今宵去,立雪乞梅月不昏。

  周先生看了以后很高兴,又来信说让我用毛笔写成条幅寄给他,并且随信寄来一幅写在宣纸上的手书诗作,让我转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意思示范我如何写条幅。但笔者的书法没有功夫,最后只好恳请导师姚奠中先生代书,才完成了这一任务。

  附带一提,罗元贞( 1906—1993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好诗词,曾给毛泽东寄信建议毛改《 长征 》诗中“金沙浪拍”为“金沙水拍”,获毛亲笔简短回信,但终因“组织反动诗社”被公安机关侦办而入狱。他出狱后素志不改,仍给全国认识不认识的“诗家”经常写信寄诗,他给周先生也寄过不少诗,并要求回赠,周先生大概一直未回,此次借机会手书答幅让笔者转也,所书内容即周先生颇为得意的那首“千年一见魏王才”七言律诗。记得送到罗教授家,罗先生看了后对我说周先生没有盖印,不很满意。

  第一次见周先生,乃1981年夏秋之际去北京,专程到周府拜谒,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楚。1999年12月25日笔者写过三首诗,回顾最早两次拜谒周府的情况:

  欲拜周公访路标,狞眉青面女官僚。

  芳园幸会邓编委,指点前街杨柳飘。

  注解:1981年余初谒周宅,不知确址,因往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人事处询问。不意办公室之女干部态度甚恶劣,不仅不肯相告,且云这些人归我们管,不通过我们怎能私访云云。余又赴恭王府《〈 红楼梦 〉学刊 》编辑部,幸遇邓庆佑先生,相谈甚欢,始知周宅在南竹竿胡同某号。邓先生且送余出王府大门,为指明路向焉。

  胡同轻叩竹竿南,想象潇湘凤尾间。

  传语老周杂院坐,不知劫后正攻关。

  注解:余入南竹竿胡同113号,见院中住户甚多,乃推一门而问,一中年男子出,貌状甚俗。闻余问周汝昌先生,乃指上厢房为老周家云云。余见周先生正于廊下负暄执卷坐读也。

  京华半月戏研班,心证怡红去又还。

  求得法书归镇宅,双星犹唱奈何天。

  注解:1984年再谒周府,取回电视剧《 红楼梦 》八十回后打印脚本及周手书条幅一卷,所书者乃去年《〈 石头记 〉探佚 》问世后先生赋七绝句其中之两首也。诗末句谓北京昆曲研究院为戏曲研讨班演出新改编之昆剧《 长生殿 》。曹雪芹创作小说深受《 长生殿 》之影响,余探佚考论贾芸、小红即所谓“双星”,证合宝玉、湘云劫后姻缘,乃化用《 长生殿 》末回“重圆”中牛郎织女证合唐明皇、杨玉环情缘之情节,此亦大巧合事也。

  第一次去周先生家,周家刚搬迁入南竹竿胡同不久,这是周先生一生搬迁几次中最惬意的一处住宅,是夏衍住过的房子。我至今清楚记得,时间已到午后,周先生坐在古色古香的居室门外花廊下,坐着凿花雕空的仿古式高瓷凳,旁边是瓷桌,手执一卷线装书,正凝神阅读,那形象颇有一点古代书生的风范。

  笔者生性比较拘谨,初见周先生当然也是“执弟子礼”的,不可能过分“脱略形迹”,记得带了一瓶山西的酒去。这第一次面谒,印象最深的一是周先生对笔者当时的导师姚奠中先生的胸襟阔朗、有容乃大深表敬佩。因为那时周先生已经看了我寄去的姚先生给《〈 石头记 〉探佚 》写的“前言”,姚先生在这篇“前言”中开头就说“我不喜欢《 红楼梦 》……”却对拙著给予了高度评价。二是周先生鼓励说要坚信探佚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深入搞下去,并说:“这是可以不朽的!”那种情不自禁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不过这也反映了周先生对自己红学体系的高度自信。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本来也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应该说周先生也是深受这种传统意念影响的。“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大罪状,就是引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走白专道路,如果要“抓小辫子”,周先生说的这句话可是够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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