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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_梁归智【完结】(35)

  不过另一处,她用绿色的笔添了一个介词“to”。周汝昌对这一处涉及“语文”用法的改动却有点不服气。因为按照英文正规的用法,这种句法中的这一个“to”是应该省略不写的,有了这个“to”,反而显得累赘了。过了两天,周汝昌就去向包贵思老师请教:在此处这个“to”有必要添加吗?包贵思女士笑了,回答说不必加。

  1950年的毕业论文答辩,当然也是颇有点“轰动效应”的。答辩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答辩后,按照惯例西语系为周汝昌举行了一个学术报告会。在报告中,打破了传统说法中的观点,如说《 文赋 》是陆机早年的作品,周汝昌说,不对,应该是他晚年的作品,接着举出证据,作了详瞻的论证。当周汝昌演讲完毕后,在场的教授全体鼓掌祝贺。散会的时候,燕大校园内博雅塔捐赠人之子博晨光( L.C.Porter )教授对周汝昌说:“你的论文太好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不要求这么好,这个足够博士论文的水平了。”周汝昌当年写的论文题目是“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 英译陆机〈 文赋 〉之介绍 》) ,后来在《 Studia Serica 》1951年第9期发表,这里面又有个小故事。

  燕京大学有一个美国籍的研究生ArthurLink,中文译名叫林阿释,他主修中国佛教史,具体工作是要把梁朝慧皎撰写的《 高僧传 》翻译成英文。作这项研究,汤用彤先生的《 汉魏六朝佛教史 》当然是必须参阅的。这部书是用文言文写的,文体考究,词义典重深奥,再加上是说佛教的事情,专门术语扑面而来,这对于一个对汉语不过初通的美国青年来说,那实在是有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阿释就托人找助手帮助,付给报酬。不过这个“助手”可不好找,因为那工作是需要把《 汉魏六朝佛教史 》口译成能让阿释听懂的话,那当然不仅要英文好,还得对佛教也有不浅的修为。周汝昌此时在校内已经小有名气,三转两转,就找上周汝昌了。

  周汝昌与林阿释交往之下,感到颇为投机。林阿释说自己是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人,曾在印度驻扎,由于这种机缘,爱上了东方文化。退伍后就立志研究佛教,并选定了中国佛教作课题。他富有美国人的幽默感,让周汝昌感到有趣。比如周汝昌问他对印度有何印象,与中国比较怎么样?阿释回答说:“印度人富有哲思( very philosophical ),不像中国人那么实际( practical )。”他因此选定中国佛教作研究对象,因为觉得要了解印度人的头脑可不容易。印度佛教更富有思辨性、逻辑性,中国文化更富有“实用理性”,这的确也是后来学术界对中国与印度两种不同文化比较的结论。

  初入燕园足风流从“西语系”毕业(4)

  阿释偏爱中国文化,也还真有点“入境”,比如游颐和园,周汝昌发现面对一进园门迎面而来的巨大太湖石,阿释会伫立冥想,似有所悟,而其他的西方人,则往往对这块既无“规则”又少“形象”的大石头感到莫名其妙。一来二去,周汝昌和林阿释的关系就超越了“雇用”,成为朋友了。

  周汝昌对阿释说,“阿释”这两个字不如改成“霭士”更有点耐人寻味的文采。阿释听了很高兴。周汝昌又写了两首诗送给阿释,一首是七言绝句,另一首是五言古体诗。阿释说:“我一时还懂不了,你先念一遍给我听听。”周汝昌就用普通话念了一遍,阿释闭目静听,然后说:“我虽然不太懂诗的意思,但能感受到诗的节奏韵律。”周汝昌心里暗暗佩服,因为一个西方人,能对汉字四声抑扬顿挫的声调节奏一听就有感受,也是让人惊奇的事。

  林阿释和另一个研究南明史的朋友James Pansons一起合租房屋,地点在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村的东北边,是一个大四合院内的三间大北房,院内有走廊,植有大树,好像是清代官员住过的地方。因为成府村是皇家园林畅春园所在地区,清朝皇帝经常来,因此也有许多官员、士兵等要在附近置房舍作“下处”。周汝昌每天下午抽一个小时来帮助林阿释一起读佛教史。周汝昌事先作一点小准备,主要是查一查专门术语,然后就用英文把佛教史念给林阿释,阿释则用笔记录下来。过后,阿释再把记录整理打字。

  周汝昌做这个工作感到很轻松,除了查几个术语外,基本上不用费劲,因为把古汉语和英文“脑口译”对他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阿释也很满意,连连称赞周汝昌是“活字典”,他就用汉语说,而没有说英文的walking dictionary。周汝昌在整个翻译工作中,事后回顾起来,只有一处发生了失误,对“转读”这一佛教专门术语,不知道应该翻译成sing( 吟唱 ),讲错了。

  林阿释和一份欧洲人编辑的学报《 Studia Serica 》( 意为“汉学研究” )有所来往。有一次,编辑将一篇中文稿烦请阿释翻译成英文,内容是考辨《 列子 》成书真伪与年代的。阿释当然没有这种能力,就请周汝昌帮忙。周汝昌拿回去,一个下午就完成了,第二天交给阿释。阿释感到纳闷,问:“怎么拿回来了?”当知道已经译完后,不禁惊叹不止,连说“太快了!太快了!”阿释因此对周汝昌愈加佩服,知道他的论文是英译陆机《 文赋 》方面的,看了一部分后,就向周汝昌建议,说可以推荐到《 Studia Serica 》发表。这对于周汝昌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经过向系主任柯安喜女士( Miss Anne Cockran )打招呼征得同意后,就连同那篇有关《 列子 》的翻译稿一起刊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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