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创造的艺术，性格与“典型”创造的艺术，要求有想像、推测和“虚构”。当一个文学家在写他所熟悉的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时候，他或多或少地能造出这一个人的成功的写真，但这只是一个失掉了社会与教育意义的写真而已，在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于人及对于生活的认识上，它差不多是没有一点用处的。
但是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致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抽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靠了这种手法就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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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面所举出的这样的人，在生活里是没有的；在过去存在着而现在还存在着的，只是和他们类似的人物，这些人物比他们更琐碎，更不完整，因此从他们，从这些渺小的人，虚构而且造出人类的“典型”——名义上的典型，这正像用砖头建造宝塔或者钟楼是一样。我们称任何一个撒谎大家是赫莱斯泰科夫，拍马屁的是莫耳查林，伪君子是塔尔丘夫，嫉妒鬼是奥赛罗等等。
……
这两个例子，再度肯定了我上面所说的：“匿名的”创造，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些人的创造；这种创造是依照着抽象化的法则，它抽象化了这一个或另一个社会集团的本质的特征，再把这些特征具体化，和概括化到这一个集团的一个人物的身上去。一个艺术家要能严格地遵守这个法则，那么这种遵守就能帮助他创造出“典型”来。（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第6—65页，三联书店1951年第4版）
与此相联系，鲁迅（ 1881—1936 ）的某些创作经验谈也被尊为创作小说人物形象的经典理论：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鲁迅《 南腔北调集 》中《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三十而立（14）
这些说法和理论在政权力量的强势倡导下，很快深入到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去，成为不容追问不须辩驳理所当然的文学评论和艺术批评的规箴，并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逐渐衍化为许多人的下意识思想。
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特别强调小说与家史、小说中人物与生活原型之“同一性”、“重叠性”的研究理路，与这种“典型观”必然要发生摩擦和抵牾。既然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将这种流行的典型观视为神圣和正统，周汝昌也就注定了要不断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有意和无意的“批判”，要感受长久的孤立无援的处境。而这里还有一个红学的特殊性在起作用，即“自传说”的始作俑者是被视为新生共和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敌人的胡适，周汝昌又恰恰是与胡适在红学研究上有过因缘的人。红学这一特殊的“软肋”更使周汝昌经常处于要“警惕挨批”的精神状态，写作时往往要下意识地“处处设防”。
高尔基和鲁迅所标榜的写小说的方法，只是千百年来众多创作方法中的一种，并不具有“唯一合理”的先验性。其实上引鲁迅的那一段话后面，就接着谈到了对那种创作方法的困惑：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豫”是鲁迅原文——引者）想的不同起来。……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鲁迅又说：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 且介亭杂文末编 》之《 “出关”的“关” 》）
曹雪芹写《 红楼梦 》，其中的人物，是“专用一个人”呢，还是“杂取种种人”呢？可能两者都有，但那些主要的人物，应该是“专用一个人”的成分多。本来对《〈 红楼梦 〉新证 》的考据和论证，是要具体“个案”具体讨论的，主要应该看它说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不能自圆其说。但后来的批评，却并不是如此，而是以“杂取种种人”为唯一正确的“文学创作规律”，以“专用一个人”为“违反文学创作规律”的“唯心论”，为“胡适自传说的流毒”，不仅“错误”，甚至“反动”！周汝昌成了“自传说”的“集大成者”，而且比胡适走得更远，把“自传说的谬误”“发展到了极端”。这种批评和批判，甚至一直延续到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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