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这些考据论证，都贯穿着将小说描写和作者的时代、家庭背景密切联系的特点，设身处地体会体贴作者创作心境心理的特点，从某种角度说，可谓“以小说证史”。陈寅恪在《 柳如是别传 》等研究著作中曾创造了“以诗证史”的考证方法，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周汝昌创造的“以小说证史”考证方法，却遭到了长期的批评。想一想，也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
其实，“家史自传说”的《 红楼梦 》研究，作者生平家世与小说文本内容的互相交织，其具体的分寸应该把握到什么“火候”，哪些人物和情节更是“原型”的“照相”，哪些部分“艺术加工”的成分更多，多到什么程度，都是可以讨论的。但那是需要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和个案具体对待的，不能从“方法论”上作总体否定，“典型”理论不应该成为独断的霸权法则。
中国传统的小说与“五四”以来受西方影响后的新小说是不同的，中国文化悠久的“史传”传统深刻地浸淫其中。而曹雪芹写《 红楼梦 》，那基本性质的“家史自传”色彩更是不容置疑的，而有意将生活原型和艺术表现“假作真时真亦假”以表里相衬、互相影射、水乳交融以致难分彼此的创作方法，的确与通常意义上的“自传性”小说也不尽相同。
而正是这一点，突出体现了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天才的独特性、唯一性、传奇性、原创性，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而言，正是一块极富有阐释空间的“处女地”。如果是西方理论界，只怕早已抓住机遇，发明出一大套体系庞大论证精严的理论体系或声名显赫八面来风的学术流派了。
可惜中国的红学界根本缺乏真正的理论思辨人才，只知摭拾西方人早已抛弃进历史垃圾箱中的牙慧，搬用西方小说理论发展某一时段的“典型形象”一类“理论”，用来框套《 红楼梦 》，这就必然曲解和阉割曹雪芹的天才创造。新时期后又生硬地一知半解地用什么弗洛伊德、原型批评、维特根斯坦之类遮蔽和歪曲《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光辉，造成一种似乎很“理论”的架势吓唬人，批判“自传说”的“回潮”，赞扬后四十回续书的“伟大”。吵吵闹闹颠颠倒倒几十年，已经进入21世纪，犹自精神抖擞，呶呶不休，后继有人，于今为烈。
除八章正文外，还有附录两则和补遗一篇，也是红学有关的史料辑录。最后附有周缉堂（ 即周祜昌 ）写的一篇短短的跋文。
《〈 红楼梦 〉新证 》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无瑕之玉，有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在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 红楼梦 〉新证 》的《 后记 》中，作者坦承：
这次重印，也只就纸型挖改了一些讹错，——由我作稿者造成的和由排印方面造成的，都有。增订版印出后（此指1976年的增订版——引者），曾把自己抽阅、亲友摘示、读者指出的三方面的勘误表汇集起来，蜡印油印了几十册，分赠与国内外的相识（刻印油印，感谢王会福、许震才两同志热心为助）；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因其难得，遂为复印了若干份，以分赠友好与有关人士。于是欧美学术界亦有知者，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学系系主任倪豪士教授所编中国古代文学学志中，即曾叙录。虽然如此，一个油印本毕竟流布不广，这次重印，就把这项勘误表和我自己在书上陆续补记出的诸多误处，尽可能地改正过来。但是终因目力太艰，实难逐一发现，而且还有已经偶然落在眼里、却因手懒而未作出记号的，时间一过，便又不能省记的情形。因此，这所谓勘正，也还只是改了一部分，定然还有挂漏。所好者近年来有的红学专门刊物又颇对拙著表示关怀，除了刊登大论文批评指教，就也有专为了某一引用史料中的一个字而登出一篇专文教正的例子。这也足见其所受到的重视之异乎寻常了。读者如有需要，望留意检阅。这种例子不属于上述油印勘误表的范围，因为需待核定，又怕挂一漏万，故此次未作改动。略示区别，并使教正文章继续发挥作用，也有其好处。
以上主要说的是误字。自然也包括着标点的误植。有的完全是我的失误，有的不完全是，但是我也该负责全部责任。举一个例子，一九四八年邓之诚先生示知《永宪录》一书（此书后来排印出版，即由此引起的）中有曹、李两家的史料。我引用了，却读了破句，“再下诏狱，词连某某”的句法，我竟不知，把标点弄成了“再下诏，狱词连某某”。其原因是不懂“诏狱”一词。后来自己怎么发现了它，已然记不清了，反正也不是由于真读了《 汉书 》之类。这对当时是一个西语系的学生来说，也许不算是最大的笑话，但毕竟成不了“美谈”。从小未见过经史子集，更不要说“读”了。我实际上是由一个只看见过《 千家诗 》的村童而妄意钻研一点学术的人，不闹笑话，那才是怪事。
油印勘误表当然没有大量传布的可能，这次除了纠正那些便于挖改的错字之外，还有一部分则并不是挖改个别字所能解决问题的说明之类。我商请出版社同意，摘印在卷末，聊以表示救正和歉怀。还有一些散见于其它拙著如《 曹雪芹小传 》、《 恭王府考 》等书中的自叙旧作失误的地方，也请参阅，此处就不再详列了。总之，像这样的书，所涉太广，百绪千端，个人的学识思虑，实在远不足以胜任，所以它不会成为“完美无疵”之物，自己从来也没有存过那种“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念头。我特别感谢三位学者：朱家溍、黄裳、张加伦。他们都给我寄来了极长的信札，逐条指教了数十处的问题。徐恭时替我勘列误字，十分详细。他们对我的这样一本不太像样的习作，给予了那么巨大的爱护和鼓舞，使我至深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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