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 红楼梦 〉新证 》比《〈 红楼梦 〉考证 》和《〈 红楼梦 〉辨 》更具有体系性、全局性，更宏观也更细密，不仅资料更丰富，而且论述更具有思辨性和理论色彩，对曹雪芹的思想灵魂，对《 红楼梦 》的精神内涵，有着远为自觉和深刻的关注。
从这种意义上来观照的话，可以说：真正的“新”红学，并不是从胡适开始的，而是从周汝昌开始的。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论，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在《 新证 》问世前，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会长期停滞不前，就可以明白其间的“理路”了。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各占一个偏锋，却缺乏考证、义理、艺术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综合性的整合，特别是缺少了对曹雪芹灵魂和《 红楼梦 》思想的贴近能力，其实已经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内在的活力和动力，红学在他们手里，已经“提不起来”，已经逐渐“失了势头”。把这一颓势从根本上扭转了的，使红学重新获得了学术动力的（ 不同于来自意识形态的“动力” ），是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这也就是何以周汝昌要标榜自己开创了新中国的“新红学”。
同时，后来的红学发展史也表明，此后数十年在红学界发生争论而热火朝天的各种学术问题，考证方面的曹雪芹生卒年问题，曹家的家世祖籍问题，大观园的原型问题，两种《 红楼梦 》的版本价值问题，脂批作者和批语的定位及评价问题，佚稿情节的探索问题，虽然是在胡适和俞平伯那里开的头，却是在周汝昌这里才真正完成了“深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引发了不同意见的反复争论。
此后，真正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者（ 不是指意识形态的“批判” ），他们的“对立面”瞄准的都是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而很少是胡适和俞平伯的观点和著作。而真正将《 红楼梦 》的思想、哲学、艺术、美学和文化等“形而上”层面的问题引向本质深刻和“意识清醒”的，则是由“探佚学”正式形成后严格区分“两种《 红楼梦 》”而实现。追根溯源，也还是不能不提到《〈 红楼梦 〉新证 》，因为正如前面所引周汝昌评介缪钺赠诗中所云，这才是“《 新证 》一书的精神命脉”。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福兮祸兮返神京（1）
《〈 红楼梦 〉新证 》让周汝昌暴得大名，还真引起了首都文化界领导的青目，要将这位青年才俊从外地调到北京。周汝昌是从北京出来的，在京城自然有一些故旧、朋友。北京的朋友不断来信，通报着有关的各种消息。
在成都的周汝昌接到友人传来的“内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文学研究所本来准备调入，但不知因何受到阻碍，已经“内消”……其中的复杂内幕今天当然已经不可能完全搞清楚。
忽然有一天，周汝昌收到了林庚① 教授的来信。林庚原是燕京大学的教师，现在则在北京大学任教，曾经是一位新诗人，后来是研究唐宋诗词卓有影响的古典文学专家。林庚在信中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负责人聂绀弩有意邀请周汝昌来社任职，烦请林庚先写信商量。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社长是冯雪峰，分管古典部的社级领导是巴人② ，另外一位社级领导是楼适夷，主管鲁迅研究、外国文学翻译等编辑室。
周汝昌接到这封信，内心颇为矛盾。一方面，对脱离高等院校更为纯粹的学术环境，到事务性更多的出版社工作，是有些犹豫和不太满意的；另一方面，这又是返回北京的一个机会。毕竟，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对还很年轻的周汝昌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权衡之下，就复信表示同意。同时，北京方面又来信提出，如果前来工作，可以将《〈 红楼梦 〉新证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付给高稿酬。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实际上归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所以，向四川大学发出调周汝昌赴京的调令，是由中宣部发出的。这里面还有一种因缘，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因出版通行本《 红楼梦 》受了胡乔木批评，因此要重整旗鼓，这是急于调入周汝昌的一大动因。中宣部的调令是聂绀弩请胡乔木（ 1912—1992 ）批准发出的。四川大学的领导当然不愿意轻易放走人才，因此也传出消息：外文系即使不办了，到中文系还可以工作，只要不走，可以立即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原来当时全国早已掀起敌视美、英等西方国家，批判西方文化以和“西方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的政治浪潮，学生都不再愿意学习英语了。
周汝昌当然还是愿意回北京。中宣部的调令至再至三发到四川大学，四川大学的校长彭迪在校务会议上说：“再不放周汝昌，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得讲组织原则，放吧。”周汝昌离开四川大学前，当然少不了和各位朋友、同事话别，互道珍重。缪钺和梁仲华、赵卫邦、华忱之等人为周汝昌设筵送别，殷殷依依。后来缪钺又赋诗相赠，其中有两句是：“读书似水能寻脉，谈艺从今恐鲜欢。”
刘浔生《 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一文中也回忆到一些有趣的情况：
又一个晚上，我去周老师家，看见许多老师在那里，有些人不是外文系的。有的说：“你的书洛阳纸贵！”有的说：“盼早读为快。”听来是一片祝贺之声。待客人一一告辞，周老师才告诉我，他写的《〈 红楼梦 〉新证 》已经出版，稿费得了一千六百万元（旧币）。我说：“周老师，你该改善一下家里的情况了。你家在夏天连蚊帐都没有，你们用白矾水涂在手脚上作防蚊液，怎么顶用。五个师弟师妹的衣服也该改朝换代了。”周老师却从抽屉中拿出四十万元给我。他说：“我知道你的经济很困难，你在读书还要照顾弟妹们的一切，你拿去应应急。”我再三推辞，周老师就是不答应。周师母也一定要我把钱收下。当我拿着钱离开周老师的家，我都快哭了。这笔钱的确解决了我好多困难。几天后，周老师说有一位同学提出向他“借”两百万元。理由是成都一个大商店正在出售英国花呢，他要买来做两套西服，毕业后在工作中穿。同学们听到后议论纷纷，都说这个同学要求得太过分了。周老师终于把两百万元借给这位同学。一九五四年周老师离开四川前，我把借的钱还给他。他写信给我，说我完全没有必要还那笔钱。而借周老师两百万元的那位同学却用英语给周老师写了一信：“我现在穷得和教堂里的老鼠一样，我是不会还你的钱的！”尽管周老师当时的经济也颇窘迫，他也未再追究此事。这位同学以后的经历，颇有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味道。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他用英语和俄语对领导发泄不满。在他的单位谁也听不懂他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根据他早日的表现，认为他在恶毒攻击领导，划定他为极右分子，押回老家劳改。直到一九七八年改正之后，才到学校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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