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认知和评判是：“我常说，《 红楼梦 》在思想见解上比不上《 儒林外史 》。……《 红楼梦 》……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 海上花 》（ 韩子云 ），也比不上《 儒林外史 》——也可以说，还比不上《 老残游记 》。”“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在那些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袴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虽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环境、及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整个的中国文学背景，都没有可以让他发展思想与修养文学的机会。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 红楼梦 》的见解和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胡适1960年11月19日到1961年1月17日给苏雪林和高阳的四封信 ）
周汝昌对《 红楼梦 》和曹雪芹的认知和评判则是：“《 石头记 》是一部空前奇丽、石破天惊的伟著绝构。……曹雪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家门显赫，不是纨袴膏粱；文采风流，不是江南才子（ ‘唐伯虎型’ ）。却召辞荣，不是山林高隐；诗朋酒侣，不是措大穷酸。他异乎所有一般儒士文人。不同于得志当时、弯弓耀马的满洲武勇。他思想叛逆，但不是‘造反者’；他生计穷愁，但不是叫化儿。其为‘类型’，颇称奇特；欲加理解，实费揣摩。”（《 献芹集 》之《 椽笔谁能写雪芹 》）
周汝昌后来一再表达过对胡适和俞平伯关于《 红楼梦 》思想和艺术见解的不能完全认同。如：“我的拙见与妄言，简而陈之，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对中华文化，尤其是语文的特点优点缺少高层的理解认识，硬拿西方语文的一切来死套我们自己的汉字语文。二是胡先生的审美目光与理想境界也都是以西方外国文化的标准为依归的，他的思想是竭力把中国文化引向西方模式，使之‘西化’。”（《 我与胡适先生 》）“同时就有的学者（ 他和胡适是好友，闻见亲切的 ）指出说：‘……有一点使我感到奇怪、不理解的，就是依胡先生在谈话中表示的，他并不认为《 红楼梦 》是头等的、十分伟大的作品。他的评价是不像我们今天这样高的。’……记得前些年往往看到有些同志在文章中提到俞平伯先生在他早先的红学著作中就曾表示，《 红楼梦 》够不上世界文学的第一流作品，意思是也不过二流之作罢了。……这真使我异常‘震动’。”（《 献芹集 》之《 伟大的不幸 》）表面上都是“考证派”，都由“考证”出发，胡适、俞平伯和周汝昌却导向了对《 红楼梦 》文本和作者之本质大相径庭的认知。
笔者在一些著作中曾经分析过，俞平伯把胡适的历史性眼光转换为文学性眼光，周汝昌进一步突出了思想性和文化性眼光。这是“新红学”的“三部曲”。胡适提供的是“科学方法”，俞平伯确立的是文学鉴赏范式，这都关乎他们的个性、趣味、家承、学养、经历等个人背景。同样，周汝昌更着重于思想性、文化性视角也和他个人的气质及背景有关。从个性上来说，俞平伯是“南士清通简要”，周汝昌是“北人气质坚刚”，南士与北士，是两种不同的风流。俞平伯出于周作人门下，虽然有个性倔强的一面，主调却是名士派的优雅和“趣味”；周汝昌却经常由衷地推崇鲁迅，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暗承了鲁迅的深刻、锐利和强韧——有时候甚至也有一点鲁迅式的过于较真（ 周汝昌在与笔者的通信中有一次曾反省自己的性格有时难免“量狭” ）。这种区别甚至在两个人的书法风格上也能看出来。这里面不存在褒贬倾向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
在俞平伯和周汝昌的著作中，毛泽东会本能地感到和谁的距离近，和谁的距离远。我们再看《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中透露的情况。毛泽东对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的拒斥感，主要是来自他对其中思想、感情、趣味的格格不入。俞平伯说“《 红楼梦 》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粗粗地划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俞平伯说“《 红楼梦 》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划上了竖道，而且还划上了问号”；俞平伯说“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为十二钗作传’这6个字旁边，毛泽东用铅笔先划了一竖道，后又划了一个问号”；俞平伯认为《 红楼梦 》的风格是“怨而不怒”，并引了江顺怡的《 读〈 红楼梦 〉杂记 》一书中的两句话：“《 红楼梦 》所记皆闺房儿女之语……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毛泽东在“怨而不怒”和“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文字旁都划了竖道和问号。如果我们想想《〈 红楼梦 〉新证 》中所论证的内容，强调的是曹雪芹家族被雍正帝抄家迫害，从而激发出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的愤慨反抗，毛泽东会有更多的认同感，难道还不是很容易理解吗？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6）
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价值的认识，毛泽东也是与周汝昌相近，与俞平伯相远。俞平伯说：“平心看来，《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划了两条粗道，然后又划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者对《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 红楼梦 》的极高评价：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在文学上有部《 红楼梦 》’，‘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 红楼梦 》’，‘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等是相悖的。所以他在这7个字旁又划道，又划问号，表明他不赞成作者的评价的心理倾向。对这一小段的最后一句‘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的评价，与毛泽东的评价：‘《 红楼梦 》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 红楼梦 》写的是很仔细的历史’；等也是相悖的。所以，毛泽东在这12个字旁除划了粗粗的道道外，还连续划了两个问号，表明他对作者的评价是极不赞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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